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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看2013年大事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
2013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内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大有小。到年底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内的大事情。 首先是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开始展现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施政方针。这将对未来五年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在经济上我们维持了比7.5%略 高的增长率，而且波动很小，担心持续下滑的顾虑逐渐消退，信心在恢复。在对外关系上中日矛盾不断升温，前景未卜。中美关系平稳良好。中国外交开始向中东和 非洲进军。但是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航母的巡视导致周边国家不安。总的国际环境没有向好的发展。
新领导的亮相有几点非常受到欢迎。特别是反腐败极为有力，而且能切实落实。在市场上已经表现出高档餐馆营业量减少，高档烟酒因需求减少而降价。反对奢侈浪费，已经立竿见影，极得民心。
三中全会的决议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大家盼着进一步落实。比如司法独立，农地产权明晰化，取消劳动教养制，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划分（让市场起决定性 作用），打破市场垄断，改善国企的经营，大家都抱着很大的期望。能不能兑现落实，要看遭遇多大的阻力。前一届政府之所以在这些方面进展不大，我猜想并不是 不知道，而是很难推动。所以三中全会的决议能够贯彻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以后的发展。
近十多年来部门利益快速长大，他们又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任何改革如果涉及他们的利益都会碰到阻碍。
从经济方面来看，保持了三十多年的9-10%的高速增长显然已经转入7.5%左右的中高速度的增长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模仿的后发优势慢慢 地用完了，我们进入到自主创新时代。环境代价过高越来越明显，不得不减速保护环境。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原因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数的减 少，使生育红利转变为生育欠债。经济结构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调整结构是有代价的，要付出调整的成本。正因为增速降低是多方面造成的，这一趋势不可能 用单一的政策去逆转。我们势必去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虽然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人均GDP从世界末位上升到中高收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只有他们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我们追赶三十年只追了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怎么才能赶上去，是不是还要花120年？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在哪些地方不如别人，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在产权结构上发达国家是私有制为 主，中国则相反（事实上也不尽然了）。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大多数效率低下，浪费巨大。土地的公有制也极大地妨碍了土地的最优配置，使地不能尽其用。在一个缺 少土地的国家里土地使用的限制极大地阻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经济运行的规则上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和市场混合的运行制度。二者经常发生冲突。权力配置资源还占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对金融业价格（利息率，汇 率）的限制，对市场进入的限制，对平等竞争的干涉，都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现在中央决定调整经济结构，也决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权力能不能让位 于市场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解决了所有制和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可能。
当局把解决民生问题当成目前最急迫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重点抓得不准确。其实中国最成功的正是解决了民生问题，人均收入翻了十倍。虽然有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但是即使最穷的人也有显著改善。全球脱贫计划的完成80%发生在中国。全球贫困人口得到最大改善是在中国。
依我看，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民生，而是权力不受监督。而且就民生而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也在特权，在特权侵犯了人权。在市场上不是人人机会均等， 各种特权占了优先地位，平民百姓很难有通过努力获得收入晋升的机会。在各种社会矛盾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是绝少数。大多数是公权侵犯人权导致的。因此维稳 的重点应该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也就是宪政。
在胡温执政的前十年里，经济方面的成就非常显著。虽然有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中国的增长率没有掉到7.5%以下。这10年是1983年以来的30年中增最高的十年（十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0.5%，前十年是9.7%）。
但 是在这段时间里最失败的是法治的松懈，特权的横行。它的爆发则是在今年的薄熙来案。薄熙来从大连到沈阳，又到重庆，不断被人检举告发。但是他是政治局委 员，谁也告不倒他。只有王立军跑到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去，成为国际事件，再也瞒不住了，事情才被立案侦查。可见法治松懈到了什么地步，或者特权猖狂到了什么 程度。
薄熙来案可说是中共自林彪出逃案之后的第一大案。和林彪案一样它暴露了中共内部掩盖得最深的方面。而且它们都是把内部斗争暴露成为国际事件，把中共搞得很狼狈，最狼狈的是那些过去大力支持林彪和薄熙来的人。
但这两件事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都推进了中国走向比较开放的时代，让国内国外的人都更明白中共内部是怎样运作的，它和表面的宣传完全不同。这才是薄熙来案的主要意义。
对薄熙来的审判也开启了司法审判的新场面。虽然没有现场直播，但也足够透明。这让大家知道，司法公开应该是怎样的。但是这种透明和公开也不是普通公 民可享受的，还是对待特权者薄熙来的另类做法。他出庭可不穿囚服，不戴手铐，不剃光头。这让大家知道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可能犯错误的人。这是人权的 一个重要部分。最近最高法院已经宣布今后不允许在审判时叫被告人穿囚服，剃光头。这对于暴戾成性的当今社会是一付很好的清醒剂。
审薄案最大的不足是避重就轻。薄熙来最重要的罪行是利用特权侵犯人权，为了私利破坏法治，用家法代替国法。他在重庆干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严重罪行， 许多企业家，警察，平民百姓受摧残，财产被掠夺，留下一大堆错案冤案，这个烂摊子如何处理？在审薄时这方面的事一字未提。他的罪行的受害者如何平反纠错， 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政策。
其实薄熙来只是一个典型，全国各地都有大小薄熙来式的人物。他们横行不法，漠视道德和正义，极大地损坏了执政党的信誉，也是社会不安的主要原因。审薄而不解决滥用权力，破坏法治的风气，使得大家对薄熙来结案的期待有点失望。
最后谈一点国际关系方面的看法。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 我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充分说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邓小平要求韬光养晦，实际上已经很难做到，客观形势已经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但是在对外关系 上保持谦虚谨慎，有远见而负责的态度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对人民有利。相反处处强出头，并不有利于百姓的切身利益，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不利的。
在外交主导思想和方针上，要注意到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的区别。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都有利于百姓。在外交政策上是以国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二者是有 区别的。以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为例，以国为本，中国的主张是寸土不让。但是这种态度已经伤害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旅游。我们受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的教育，认 为爱国就是爱民。其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应该对二者的区别有所认识。
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在日本方面也是不惜损害百姓的利益去爱国。全世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还是少数。所以国际争纷不断。其实大部分都是外交们制 造出来的无事生非。更可惜的是大部分百姓还支持这种“爱国行为”。几千年的教育把百姓彻底洗了脑，以至于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么。各国百姓之间无冤无 仇，怎么会有互相残杀的战争？就是那些喜欢惹是非，制造事端的政治家们挑动的。结果是世界和平依然遥远。说不定还有一场浩劫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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