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星期六

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


2010-05-22 02: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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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11期,作者简介:秦维宪,《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副编审)
摘要: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以往,无论是《毛泽东选集》与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还是西路军幸存的高级将领及一般官兵都认为,1936年10月西路军经甘肃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然而,历史真相却是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该地的生存危机,乃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要求,同时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即红军几个方面军西进,占领西兰大道与宁夏北、南部,以打通国际路线,靠近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共产国际与季米特洛夫等在随后的红军西征及西路军失败的过程中,多次给予了援助。实际上,张国焘对《宁夏战役》是持反对意见的,其原因一是考虑宁夏地域狭小,不利发展;二是为了保存四方面军的实力。但最终张国焘在与中央领导包括陈昌浩发生矛盾后,作了妥协,并让陈昌浩向下作了传达,这就是张国焘再次分裂红军的由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上,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悬谜,其不仅失败之惨烈,诚如徐向前元帅所云,西路军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更有西路军出征,究竟是谁作出的决策,一直是尘封的不能碰的史学研究禁区。而史学界一贯的看法,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贯彻党的实事求是路线,以及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相关档案的解密,特别是一些西路军高层幸存者的回忆,终于使西路军真相大白。本文拟围绕所谓的张国焘错误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共产国际批准中革军委《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真相解密、中央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等问题谈点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党史铁案”:张国焘错误路线葬送西路军
关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的说法,早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过程中已在军中传开,据西路军幸存者、原上海市人大常委、邮电管理局局长何永忠回忆,“长征结束后,我们满以为可以争取国内和平,北上抗日了。谁知风云突变,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传达了张国焘的指示,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即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远征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向苏联靠拢。这冒险的错误的一步,葬送了经过长征考验的西路军”
笔者1996年春采访何永忠时,曾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何永忠时为西路军30军战士,后调任总部译电员。又据西路军幸存者、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谭守贵回忆,“长征中,我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是张国焘捣的鬼。这次西征,我在梨园口就听说又是张国焘分裂中央,造成咱们失败得这样惨”【注:笔者1996年春采访谭守贵,他当时任西路军30军卫生部医院的一队队长,相当于营长,后在祁连山被马步芳匪军所俘。】!
如果说西路军出征的决策属于高度机密,当时的西路军普通官兵不可能知道内幕的话,那么西路军的高层干部,甚至也无从知晓其决策内幕,其中典型的有时任西路军30军代理军长的程世才,他在建国后回忆道:
那时,哪里知道,这次渡河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的革命叛徒张国焘假传了中央命令,致使两万多名红军将士几乎全部葬送在这西北高原上!
两个月以前(指1936年8月,西路军渡黄河是1936年10月24~27日),红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同时,一方面军西征到了固原一带,二方面军也正向固原靠拢。在这三大主力会师的情况下,我们满以为可以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打上几个漂亮仗,从而争取国内和平,实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但是事情发展得出人意料,会宁会议以后,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同志,忽然来到我们红三十军,传达了张国焘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并假借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当时我们被蒙在鼓里,以为这真是中央的部署,所以部队经过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荡荡地向黄河边上开来了。【注:程世才:《烽火年代》,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54页。】
由于西路军官兵几十年来一直持张国焘错误路线葬送西路军的看法,乃至影响到中共高层干部也认同这一观点,如叶剑英元帅1956年来到西路军5军全军覆灭的高台,他在凭吊壮烈自裁、被马匪割下头颅、悬挂于高台城楼上的董振堂军长时,悲吟了一首七绝: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那么,从西路军将士到中共高层干部,为什么会认可张国焘错误路线葬送西路军这一说法的呢?
其根源在于毛泽东和中央对张国焘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毛泽东最早在1936年12月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即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223-224页。】。
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详细地阐述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关于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的断语与注释,史学界已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加上去的,因为该断语与注释,与1937年3月中央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做出结论,在时间上不符;西路军也不是1936年12月基本失败,1937年3月完全失败【丛进:《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然而,根据西路军渡河以后,陷入几十万马匪的重围之中,经过一条山、古浪、西四十里铺、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倪家营子等恶仗后,仅剩一千余人,于1937年3月5日,盲目突入祁连山,实际上已经完全失败。因为判断一场战争的胜负,主要是从战略上考虑的。至于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到“张国焘路线”,乃是因为他在红军大学演讲并写作该文时,已得到西路军出师不利、陷入重围的坏消息,作为一位战略家,面对敌我力量严重悬殊的困境,得出西路军失败的结论,应在他的预料之中。
随着中央清算张国焘路线的胜利结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张国焘错误路线与西路军失败的关系。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幸存将领时指出,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拚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注:程世才:《烽火年代》,第109页。】。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他的话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性。加上张国焘曾经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更因他后来叛变革命的丑恶行径,因此很容易让人们相信毛泽东的结论。
张国焘错误路线葬送西路军的历史定论,似乎成了中共党史上的一桩铁案,其后果十分严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广大西路军幸存者一辈子蒙冤。且不说笔者采访过的何永忠、谭守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文革”中被斗得想自杀,单就流落于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幸存者而言,他们的境遇十分悲惨。也是西路军幸存者的王定国在1983年10月重返旧战场回京后,向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道,据统计,在甘、青、宁三省(区)的原西路军同志,目前尚存1100余人,其中甘肃800余人,青海200余人,宁夏100余人。建国以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仍在农、牧区或工矿、街道靠体力劳动谋生,只有极少数人被分配过工作,不仅在生活上一直十分贫困,而且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动乱中,几乎无一幸免地被作为“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遭受残酷迫害,有的同志被摧残致死致伤【注:转引自刘秉荣《西路军魂》,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342页。】。中央在接到王定国的信后,在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关怀下,才逐步地解决了西路军幸存者的基本生活与医疗问题。
二是长期以来党史领域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定论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不仅不少党史著作和教科书持这一说法,而且连权威的党史著作也语焉不详。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注:转引自丛进《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三是不少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几乎都采用这一说法,从而使错误的历史信息误导了国人。其中最典型的如,建国后第一部全景式反映西路军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魂》的内容简介,就按传统的观点——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后,组成了西路军,西渡黄河。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西路军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河西走廊。最后,鏖战倪家营,浴血梨园口,直至兵败祁连山。并且作者在书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张国焘如何勾结陈昌浩,密谋利用《宁夏战役》调兵西征的细节……何况该书出版时,已是90年代。
从上述可见,张国焘错误路线与西路军失败,几十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但西路军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就牵涉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
二、历史事实:共产国际批准中国红军的西征计划
1935年,当红军三大主力正在长征,北上抗日,准备在西北地区发展,以靠近苏联时,中共中央派陈云在长征途中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的意图与前进方向,这就使共产国际及时地了解了红军的动态,并藉此对中国的当下形势做出判断。同时,随着“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共双方均预感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可避免。于是,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考虑,中共在对敌政策上做出了新的调整。
1935年间,王明在莫斯科发表了《中共的新政策》、《为争取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等文章,表达了中共改变以往政策,谋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愿。
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这一主张强调,中共将准备联合中国“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包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一切已经用武器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们压迫的民族”。代表团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愿意和一切反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共同组织全国统一的人民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参见莫斯科《国际新闻通讯》第15卷第60期,转引自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3、435页。】。
接着,1935年10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的机关报《救国报》上,发表了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中共这时提出的统一战线的前提是“抗日反蒋”,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决策不够明智,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坚定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特别是坚定了他调集军队剿共的决心。对这些情况共产国际应该是了解的。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中共代表团《八一宣言》等文件刊出之时,恰好发生在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落下脚的前后。面对陕北地贫人稀、苏区面积极为有限、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严重困难的客观现实,继续坚持以往的工农革命方针和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政策,势必会重蹈南方根据地失败的覆辙。而就在中共中央正在准备研究国内国际各种新形势、检讨自己以往的种种策略的时候,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派遣秘密回到中国的张浩(林育英)来到了陕北苏区,从而使中共中央及时地了解到共产国际政策变动的情况。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包括如下几点:(1)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2)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3)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4)富农政策及相关政策应加以改变。同时,张浩带来莫斯科方面的口信: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指示和信息,都对中共中央和红军有极大的帮助。
张浩的到来,使中共高层和红军官兵极为振奋,因为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思想与行动纲领,均需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和指导。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而言,他们千辛万苦长征到陕北,其实是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被迫撤到这片贫困、荒凉、狭小的地区的,因而从长远考虑,陕北绝非可图大事之地。因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考虑与其困踞陕北,倒不如开拓更广阔的根据地。
基于这一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的考虑,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联名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帮助。电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则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这一地带布满了为红军目前武器条件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甘、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注:《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转引自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第457-458页。】。
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向共产国际的求援,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诚恳地表达了陕北根据地难以为继的恶劣形势;二是巧妙地点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截断中苏关系的危险性;三是迫切地要求开辟新的根据地,也即制定后来的《宁夏战役计划》。这三点中第二点最能打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为当时世界形势极为严峻,作为世界强国之一的苏联,在30年代初中期,面临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东西夹击的严重威胁,环境十分险恶。由于苏联的外交重点在欧洲,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法西斯德国是主要危险。1935年3月,德国公开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着手组建空军,这给西方世界带来极大震动。1936年2月27日,针对德国的威胁,法国议会批准了《法苏互助条约》,条约正式生效。3月7日,德国借口《法苏互助条约》违背《洛加诺公约》【注:1934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巴尔都又建议签订一个《东方洛加诺公约》,作为1925年10月签订的《洛加诺公约》的补充。条约由苏联、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芬兰参加。缔约国中任何一国受到侵略时,其他签约国应自动向被侵略国提供军事援助。】精神,遂通知英、法、比利时、意大利四国废止《洛加诺公约》,同时悍然将军队开进莱茵非军事区。
面对德国法西斯步步推进的战争图谋,1935年3月下旬,斯大林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谈话中斯大林强调国际局势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来自日本和德国,表示苏联“不可能闭着眼睛让德国武装起来去进行侵略,因此,当前我们要采取措施来阻止德国武装起来”【注:[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页。】。
斯大林在这里提到日本,盖因当时苏联更现实的直接危险是来自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因此,如何防止日本的武装进攻,有效地捍卫东部边境的安全,是30年代初中期苏联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任务。然而,自“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以来,苏联对此都持谨慎、中立态度,甚至日本已侵犯到苏联的利益时,苏联也做出一定的让步。但苏联的一再忍让,竭力避免卷入同日本的武装冲突的外交政策,反而加速了日本的军事挑衅。日本关东军不断挑起边境冲突,1935年就发生了80多次武装冲突。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苏联远东军从1931年的6个师增加到1936年的16个师,并在苏满边境全线构筑防御工事。1936年苏日关系日趋紧张,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对苏联构成包围的态势【注: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正是在这种东西夹击,大战一触即发的背景下,苏联鉴于西线不安定的情况,更担忧东线危机,即日本对苏联的突袭。要摆脱东线危机,苏联只有扶助中国,以牵制日本。因此,从共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也即从共产国际反对德、日法西斯联盟的需要出发,共产国际更愿意扶助中共,使其壮大,以解苏联东线危机之困。这也是共产国际赞同中共当时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原委。
有了这一基础,共产国际无论出于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考虑,都会批准中共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斯大林在1935年夏天提出不反对红军靠近外蒙、新疆的建议,正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长期深入调查和考虑具体援助中共和红军问题的结果。还在1934年9月,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就明确提议,应当尽快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立即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和直接援助陕北红军,并通过陕北接通四川红军的可能性。11月初,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尼茨基也写信给苏联红军情报局局长皮尔金,请他设法协助调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情况,以便考虑经过中国西北边界具体援助中国红军的可能性。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已经明确提出,应当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创立战略根据地。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为此组成了一个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和苏联援助的问题。仅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就连续6次派人潜入中国西北地区,试图接通与陕北红军以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因此,得到中共中央的求援电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取得了斯大林和苏联军方的承诺后,迅速回电表示同意向红军提供军事援助,并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宁夏和甘西的作战计划。电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9月11日),转引自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第458页。】
共产国际的来电,更加坚定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发动一场大战役,拓展根据地的信心。于是,1936年9月14日,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就占领宁夏的部署联名以“绝对秘密”的电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一、……;二、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9页。】。
这就是中国红军准备以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北部,四方面军夺取宁夏南部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共产国际批准这一战役,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是其对当时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加的一个筹码。其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潘汉年等与国民党领导人陈立夫、张冲等正在谈判,但进展不大。按照沈志华教授的见解,共产国际坚持中共中央必须要坚持较高的要价,以确保党和红军在国共两党妥协中能够保持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屈从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为此,当中共中央汇报了部队在陕北甘北地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之后,斯大林很快即批准通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的援助。正是莫斯科的这一援助计划,催生了1936年10月的《静会战役》。红军三大主力齐集甘北,准备西渡黄河,北上绥远,直趋外蒙边境,接取苏联援助【注: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然而,张国焘对中革军委制定《静会战役计划》持怀疑、否定态度,虽经毛泽东等一再解释,他还是坚持宁夏地区太过狭小,不应将一、四方面军都集中于宁夏,却力主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1936年9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张国焘还认为四方面军伤亡很大,缺少粮食和弹药,难于承担与国民党嫡系部队争夺西兰大道的重任。与此同时,张国焘与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开辟根据地问题上产生了矛盾。陈昌浩接到中央电报,对发动《静会战役》持乐观态度,他甚至主张四方面军应通过该战役,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由于当时的时局并非陈昌浩想象得那么简单,他最终撤消了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意见,很快坚定地站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边同意中革军委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
于是,张国焘迫于中央的压力,包括避免与陈昌浩发生冲突,遂对中革军委的决策作了妥协,向中央去电,表示愿意放弃与中央的分歧,照命令行事,其电称:“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张闻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一切。包括四方面军西渡计划,如兄等仍以北进为万分必要,请即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注:《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16日),《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
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当时作出妥协的情况,“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地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页。】。
正是在张国焘作出妥协,并认可共产国际批准中国红军的西进计划后,他便委托陈昌浩在四方面军干部中传达中革军委精神,同时“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从张国焘的回忆看,这段话应该是符合史实的。如果说他的回忆是孤证,那么程世才等西路军官兵回忆陈昌浩作传达则是与其相吻合的。张国焘委托陈昌浩传达中革军委精神,后来变成了他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也就是张国焘再次分裂红军的由来。
至此,张国焘与中共中央之间围绕着夺取宁夏作战方针的争论告一段落,张国焘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计划,转向北进。而就在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然后一同夺取宁夏的当天,共产国际也进一步电告中共中央,苏联将从外蒙方向为红军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绥远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随后,针对中共中央要求苏方将物资尽可能运送到定远营附近的提议,共产国际更进一步告诉中共中央,苏联方面将提供给红军300辆卡车,大约550-600吨重的军事物资。但这些卡车不能深入到越过外蒙古边境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否则就等于对中国的侵略。红军必须设法制服绥远德王及其他军阀可能的骚扰,保证这些汽车不会受到空军的袭击,并能够派出足够的部队来接收货物。
但是,共产国际对红军的这一援助计划没能实现。中革军委在高层取得一致意见,所制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刚开始实施,便因对国民党中央军推进速度估计不足而被迫临时改变。在蒋介石的督促下,中央军260个团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扑来。很快,西兰大道被中央军控制。其导致的后果便是,渡河红军在胡宗南部的急速推进下被拦腰截断,红军被切割成河西和河东两部分,四方面军21800余人留在了河西,而3个方面军5万余人则被截在了河东。1936年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过河西征的四方面军为河西纵队,8日,中革军委才将其称为西路军;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在这历史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始终关注着红军的处境。1936年10月30日,中革军委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红军渡河作战失利的情况。而几天后,共产国际亦来电表示从外蒙援助的办法作废,苏方将改由苏联方向经新疆提供帮助,这次可以将援助物资增加一倍,请红军改由甘西河西走廊去新疆哈密接运。对此,中共中央明确复电称:“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第462-463页。】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中革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即主力红军夺取宁夏,经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靠近苏联的行动已经失败。
在共产国际援助中国红军,特别是对西路军的援助中,季米特洛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一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就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二是大力组织对中国红军的援助。围绕着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亲自主持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工作,双方电报来往不断。由于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失利,接运援助的战略行动被迫中断。得知只有两万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仍高度重视,一面积极组织接应,一面经常来电询问部队位置和行动部署。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遗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花了不少精力来组织接应被打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并积极与苏联军方联系,安排他们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为中共贮备军事技术培训人才。与此同时,在直接的军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他立即开始与苏共领导人协商,为红军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过秘密管道陆续输送给中共中央,以解红军燃眉之急【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现已解密的季米特洛夫日记,记录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援助的情况:
1936年9月7日
在克里姆林宫。
讨论中国问题。
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
1936年9月11日
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2)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做准备。
1936年9月20日
与乌里茨基、阿格拉诺夫等开会讨论对中国的援助问题(向政治局写关于贷款等的书面报告)。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应该改变对中国工作的决定。目前不能搞苏维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防卫的政府,以保卫中国人民的独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苏维埃,但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的组织。不搞没收。您起草一个初稿。我们再看看!”
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
1936年12月2日
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决定。
1166吨箱装货物(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
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
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
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
远征队队长为莫云科夫大校。【注:《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8页。】
从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国际与中革军委的决策之间的关系,以及向中国红军提供援助的力度。
最后,我们通过1937年5月1日陈云对西路军余部的讲话,来了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西路军的关怀。据何永忠回忆,那天上午,陈云、滕代远代表党中央到星星峡接李先念、程世才等400多名西路军余部,陈云发表讲话:“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特派我和滕代远同志前来迎接。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问好!我从莫斯科回国前,见到了斯大林,他也向你们问好,共产国际也向你们问好!西路军是好样的,你们历经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同敌人作了最坚决的斗争,经受了考验。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你们虽然战败了,但保存了有生力量,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当天,陈云、滕代远还给西路军余部将士每人发了一身夹衣、一件衬衣、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并带来许多哈密瓜,让他们分着吃。他们从四川撤出根据地已两年半,一身衣服早烂掉了,这时按照总部指示,把换下的烂衣撒上药,全部包装好送往莫斯科苏联博物馆【注:笔者1996年春对何永忠的采访,他系随李先念、程世才突围的西路军余部一员。】。
上述史实表明,中国红军的西进计划,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共产国际自始至终对中国红军,特别是西路军进行了援助。
三、政治需要:清算干扰革命的张国焘错误路线
行文至此,我们通过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可以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宁夏战役计划》,是中革军委制定的战略决策,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二是西路军并非中革军委单独组成,派往河西远征,而是准备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优势兵力拦腰截断,已经过河的红军才称为西路军。基于此,毛泽东称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惧怕反动力量,擅自将部队调过黄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们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首先应尊重历史事实,即“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注:[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470页。】。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对这一历史悬案提出质疑的是国防大学教授朱玉,他在上世纪80年代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时,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机密情况,于是在史学界首次提出,将西路军问题定性为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结论,不符合历史真相。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的笔名写出了《“西路军”疑》一文,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极为重视,立即将《疑》文批给李先念研究。李先念接到邓小平批转的朱玉《疑》文和批示后,心情极为沉痛,立即派人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中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注:转引自从进《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既然历史事实已经搞清,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毛泽东和中央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到张国焘身上,包括张国焘在这一历史悲剧中究竟有没有责任?
笔者认为,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做出推论:首先,中革军委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充分考虑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而不论其成败如何,更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悲剧。当时,红军经过艰难的长征,困踞陕北狭小的地域,面对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做出向共产国际求救,打通国际路线,制定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决策。不然,陕北根据地因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并不稳定,又值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围剿,革命危在旦夕,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张国焘对西路军失败负有延缓中央军事决策的责任。如前所述,张国焘开始是不赞成中革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的,这基于他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张国焘毕竟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首脑,他认为宁夏地域狭小,不利于发展根据地,特别是河西走廊可称为军事上的绝地,是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连毛泽东也承认“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方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注:程世才:《烽火年代》,第109-110页。】。其二,张国焘具有极其严重的军阀作风,四方面军因他闹分裂,连续走了三次草地才北上陕北,部队已疲惫不堪。他为了保存实力,拥兵自重,是不愿意四方面军去远征的。后来,张国焘虽然妥协了,但延缓了中革军委决策的时效,从而给精锐敌军切断渡河红军创造了条件。他的这番作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注:[苏]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0月24日),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1页。】。
最后,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算在张国焘身上,是中国革命在关键时刻,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政治需要。纵观中共党史,每当中国革命到关键时刻,为了迎接革命或民族解放的高潮,都会对党内的错误路线进行清算和批判,如延安整风中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清算。而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清算和批判,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事实上,193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已提出解决张国焘错误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张浩等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是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的错误,是机会主义性质的,有其历史根源。1937年春,西安事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国共双方已不再兵戎相向(除西路军余部从祁连山突向新疆,而发生小规模战争以外),从而使中共中央有时间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
张国焘虽然对中国革命也作过一些贡献,但大局上对革命的干扰很大,他从干扰南昌起义、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发展到在长征途中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在红军官兵中影响较坏。据谭守贵第一次见到张国焘的回忆:“张国焘这人不像个革命军人。1934年,我在川北得胜山见到他时,他吃得肥头大耳,威风凛凛,身后带着一个骑兵警卫连,全佩着双枪,挂着马刀,他口若悬河,很会迷惑人……”【注:笔者1996年春采访谭守贵,他因为在四方面军医院任职,故经常见到张国焘。】
正是基于张国焘的一贯表现,当中央召开延安会议,彻底清算他的错误路线时,自然会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算到他的身上(他也确实负有一些责任),以加重他犯错误的份量,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因为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的首脑,与一方面军的首脑毛泽东不可能在中央成并立之势,其中必须有一人出局。而遵义会议以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才是当之无愧的军事领袖,后来季米特洛夫还代表共产国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也就是说,西路军失败这一历史的偶然性,加速了张国焘退出中共中央决策层的必然性,这也应了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注:[德]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507页。】
现在,西路军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我们基于当时复杂、危险的历史情景,应该肯定中革军委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的决策,肯定共产国际批准中国红军的西进计划,并且永远铭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大力援助。同时,一方面应尊重历史事实,将张国焘错误路线与西路军失败的前因后果分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亦应理解毛泽东与中央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所作出的有关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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