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7日星期三

伟大的叛徒?——《哈马斯之子》书评


作者Mosab Hassan Yousef是哈马斯七位创始人之一SheikhHassan Yousef的长子,他的父亲至今在以色列监狱里坐牢,并且是哈马斯在西岸地区名义上的负责人。作者也像一般巴勒斯坦人一样,出生后就怀着对以色列的满腔仇恨长大。在18岁就和朋友合伙买枪,试图袭击以军,事败被捕后成为了叛徒。但是更离奇的事情在后面,作者之后成为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最成功的间谍,而且最终皈依了基督教。

这本书我是受王烁先生推荐阅读的,这也是少量的几本我能够在一两天内一口气读完的英文书,的确很精彩。王烁先生写的书评已经把书的梗概介绍的很好了,在这里就无需多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http://blog.caing.com/article/3175/
作者在书中开始就描述了没有国家的巴勒斯坦人的贫困生活,尤其是在没有政府为自己做主的情况下,可以因为任何可疑行为被以色列军队抓走,然后被持续几个月的暴揍。这些白描式的情景从一个叛徒嘴里说出来,更有可信度。也令人深信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解决中东问题不可缺失的基础。
作者对少年时期的生活叙述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作者的父亲本来是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在创建哈马斯之前一直勤勤恳恳的为乡亲们服务,生活相当清苦也很有威望,当创建了哈马斯后被以色列逮捕,全家人顿失生活所依。母亲为了养活孩子不得不去菜场捡剩菜,然而当母亲窘迫到要和邻居开口借钱时,却被这些坚定的支持哈马斯的人民一口拒绝,并且全家人变成了好像大麻疯一样被人指指点点。等到父亲被放出来,全家人又恢复了非常受尊重的地位,孩子变成好像王子公主一样。这一过程跟随作者父亲的不断被捕反复了好几遍。
作者在书的后半部一段描写也呼应了这个情节,哈马斯最大的人体炸弹制造专家被以军定点清除后。西岸的人民把他当作英雄,但是留下的孤儿寡母就是没人管。这两段情节的描述也为传说中的阿拉伯人不团结做了个注脚。
作者在18岁父亲坐牢时和朋友合资买枪企图袭击以色列军队,结果被人骗了,买来的冲锋枪是不能用的。然后他的朋友在电话里大喊大叫要他找卖家把钱退回来,这种缺心眼的行为导致被以色列发现遭到逮捕。虽然作者的描述里为自己做了辩护,但显然他是被持续的暴打后屈服了,当以色列情报机构辛贝特招募他当间谍时他同意了。
作者在继续坐牢期间,向同伴诉说自己被以色列招募为间谍,但是自己准备当双面间谍反戈一击。同伴很怀疑他,事实上作者说如果他不是哈马斯领导人的孩子,可能就被干掉了。但是奇怪的是此事从他出狱后好像再没人关注了。
作者说辛贝特告诉他这样的线人历史上只暴露过一个,而以色列很乐意看到哈马斯等整天在无辜的人中抓间谍。作者描述哈马斯抓间谍的主要模式就是找到一个看着可疑的人抓起来一阵暴打,然后让这个人招供自己和家里人乱伦、和邻居乱搞,拍下她们的裸照逼她们提供情报。审讯人员显然在津津有味的欣赏着这些情色描写,目睹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自己人这种疯狂的行为,应该是作者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开始认为自己人好像比敌人更疯狂和极端。
作者的书中让我了解到若干过去不知道的情况:
——作者不认为阿拉法特是个恐怖分子头子,而认为他就是个贪腐的政客。在作者眼里,阿拉法特已经把自己财富的累积当作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也正是为维护自己这个地位,才找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作者认为巴勒斯坦人这20年的悲剧原因就是被阿拉法特劫持了。
——我一直纳闷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的导火索,沙龙参观阿克萨清真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沙龙要故意挑衅。作者的文章里提出了解释,阿克萨清真寺其实是建立在犹太人早期圣殿所罗门神庙上面的,在2000年前各国考古学家进入阿克萨清真寺挖掘出大量早期犹太历史的文物。某天阿克萨清真寺的阿訇们突然原教旨主义情绪发作,把考古学家都轰了出去,然后自己找来推土机把考古现场推平,无数犹太文物被毁。沙龙带人强行参观阿克萨清真寺是表示抗议去的。
招募作者成为叛徒的辛贝特军官并没有着急使用作者,他第一次再与作者联系是在作者被释放后一年了。而且只是给了作者一笔钱,让他有钱上大学。理由是“我们需要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人进入反抗组织高层,这样我们才可能有理智的对手谈判”。如果这是真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可真是相当高明。因为作者也正是这样从一个不情愿的叛徒变成主动的合作者。尤其在他目睹阿拉法特面对以色列工党政府提出放弃全部加沙,90%的西岸,同意巴勒斯坦国定都东耶路撒冷这样千载难逢的谈判条件时,为了一己私利挑起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后,开始积极的向以色列提供情报,试图遏制巴勒斯坦极端分子。
作者根本的改变发生在他阅读圣经后,关于宗教的分析描写占了本书的很大篇幅,甚至有点让我厌烦。作者的基本思路是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认为伊斯兰教像一个阶梯一样,最下面是朴素的信众,宗教要你过简朴和良好的生活。阶梯往上是要你奉献自己去帮助别人。这时候伊斯兰教看着都很好,但是在阶梯顶端就是所谓“吉哈德”——圣战,不管各种宗教学者怎么解释,作者认为从教义和穆罕默德本人的行为来看伊斯兰教的吉哈德就是赞同使用武力消除异教徒和信仰上的敌人。而他阅读圣经后看到的却是耶稣在教育信徒去爱自己的敌人。
作者说自己的父亲是个连虫子都不愿杀死的善良的人,但是却默认恐怖分子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原因就是父亲已经爬到了伊斯兰教的阶梯的顶层,他已经在观念中接受了吉哈德的思想。
作者从始至终坚定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立国的权利,但他显然认为自己这边的极端和不可理喻的分子太多,而以色列是可以谈判的。对基督教的接触更让他认为伊斯兰教对于圣战的宣传是巴以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最终作者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皈依基督教。
在此处我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我认为宗教的教义对人的行为会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我不了解古兰经是否像作者描述的那样,但是整本新约的确从头到尾在谈论爱你的敌人,反对用武力去解决信仰问题;但这一点也没妨碍中世纪的西方人发动了残酷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在自己内部亢奋的活活烧死异教徒;对比当时的西方人,阿拉伯人简直像天使一样。我坚信人类本身的知识发展和教育才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也是我对近期北非革命抱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在埃及和突尼斯这样已经拥有大量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中产阶级国家,人民目睹过像伊朗这样被宗教极端分子劫持后的结果,也看到了穆斯林兄弟会在05年占据议会1/3议席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无能;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个世俗的民主政府。穆斯林兄弟会等也会逐渐转化为无伤大雅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就像土耳其总理的政党一样)。
作者书中最让人动容的是对亲情和友情的描写,包括对他父亲温馨的描述。还有他记述哈马斯最大的人肉炸弹专家,对他亦师亦友,耐心的帮助他完成大学课程;他在出卖这个人行踪时的挣扎。至少让我相信作者最终是个基于信念的叛徒。
作者最后皈依基督教,辞去间谍职务移居美国,他在书的结尾描写了自己和父亲的最后一次电话。在父亲知道自己皈依基督教之后仍然没有断绝父子关系,因为这样才能保护儿子不被哈马斯暗杀。
随着作者这本书在去年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可以说是第一个内部人士对哈马斯的白描式描写。作者的父亲面对儿子是以色列间谍的事实最终断绝了父子关系。这也意味着哈马斯可以去暗杀这个叛徒了。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此人的近况,一段是他对哈马斯暗杀威胁的回应是“耶稣教导我要爱我的敌人,我对我的信仰很坦然,我会迎接可能发生的一切”。一段是以色列情报结构联络人对他的评论“他的确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真诚的信念在为我们工作”
这本书没有见到中译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考虑去Amazon下载一下Kindle电脑版,然后花10美金购买。

人类民主的起源七--美利坚合众国 (2013-04-02 10:27:03)(转载)


战争胜利了,摆在美国国父们面前的问题是他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很奇怪,按说独立战争打了8年,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其实他们压根没想,在他们心中,人民自治就很好了,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庞大的北美政府呢?
他们对于政府的印象,都是欧洲大陆方兴未艾的中央集权为了君王的虚荣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的记忆。所以他们反感一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他们心中,战争前北美殖民地的各州民选议会就运行很好嘛,然后我们名义上联合一下搞出个邦联政府负责外交啥的,大家就散伙回家继续过好日子了。
他们真的就一哄而散回家了,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们要从民主制度的本源说起,当一群原始人选出一个领袖时,其实就类似我们郊游可能会找一个最靠谱能干的人大家把钱凑份子交给他,让他来购买门票选择饭馆等等。当然,他是无利可图的。民主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选出的打仗的领袖开始利用自己的威望多分抢来的战利品,尝到甜头后开始死霸着位子不放,民主就被侵蚀了。这本来是我在前面几章强调的人类发展的正常逻辑,但是北美殖民地的居民继承了都铎王朝良好的自治传统,而且似乎由于他们的母国大英帝国酷爱替子民与法国、西班牙等一串国家开战;所以北美殖民地一直没有机会培养出本土的军事英雄,正是这种军事英雄最容易腐蚀掉民主,这点我们从亚历山大帝和凯撒身上都看到多了。
而且北美殖民地的拧巴清教徒们更表现出了他们节俭的天性,他们甚至不给高级民选官员工资(这也是开始他们选举权设定财产门槛的原因),因此美国革命的每位领袖都搭进去了不少钱,革命成功之后他们显然不想继续从事这些无利可图的工作,于是丢下一个松散的邦联政府都回家挣钱去了。
然后他们失败了。我们看看最近的欧元危机就能明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勤俭节约的德国人和喜欢休闲及偷税漏税的希腊人都可以发行欧元都可以用一种货币放债,早晚要出乱子的。北美大陆出了同样的问题,各州之间竞相设立贸易壁垒,大家集体胡发钞票,各自只管自己税收对邦联欠下的革命债务完全不关心;终于折腾出谢斯起义等一系列乱子。
    国父们终于意识到,政府越小越好、政府只是个祸害嘴上说说可以,但现实中在列强环伺的18世纪,还是得有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于是主张强大中央政府的人占了上风,他们叫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这个词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歪曲宣传,因为原本“Federal 联邦”这个词并没有特定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含义,只是一些政治实体的结合,至于结合的多紧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但是在当时的北美民众心理,“联邦”是个好词,于是主张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人自称“联邦党人”之后,又给对手扣上了“反联邦党人”的帽子。让他们未开口就输了三分
以汉密尔顿、麦迪逊为首的联邦党人在《联邦党人文集》里的一系列文章阐述了北美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在民主体制下为什么不会发生公众一般担心的滑向集权和暴政的问题。于是立宪会议召开了
立宪会议那些故事国内也出了不少的书,国父们在承认人民主权的前提下如何小心翼翼的设计制度防止暴民倾向、防止有魅力的领袖成为独裁者、防止常备军的军事领袖堕落、防止大州欺负小州、防止……,总之他们要担心的东西太多了。更有兴趣的读者甚至可以读《立宪会议纪要》这本书,一点都不枯燥,看一群绅士吵架还是很有意思的。
更引起我兴趣的还是我在费城独立宫溜达时,参观完国父们讨论宪法的小屋子,发现对面就是个小教堂。在同一层楼的这两间对门的房子很给人启示,相对于法国革命那帮抽了疯的革命家来说,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的地位重要多了。因为基督教信仰,国父们意识到自己绝不是完美和永远正确的,吵得最激烈的时候也知道在富兰克林的带领下一起祈祷上帝的启示,然后达成妥协。他们也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此不能轻易发明创造一个自己认为完美的制度,而要尽量沿用过去自然形成的习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这本书,看看甚至包括富兰克林、杰佛逊这些常被误以为是自然神论者的人,在宪法的起草时基督教信仰对他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宪法制定完毕,令人尊敬的华盛顿先生被选为总统,立宪代表们又各自回家了,他们心中对宪法并不乐观,据说最大胆的猜想是这部宪法可以坚持五十年。
然而它坚持了两百多年,直到今天还在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当欧洲的各种运动的狂热分子抱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从《我的奋斗》到《共产党宣言》等新奇思想著作反对他们的政府时,美国的闹得最欢的年轻人却都抱着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声称自己才是代表国父们的初始想法,而对方是叛徒。
国父们实在该为他们的成就骄傲……
他们不知道这个令人骄傲的遗产曾经经历过多少风险……
当法国大革命的暴民们吓坏了大部分美国人时,亚当斯总统先通过了《驱逐外侨法》好把那些跑到美国的雅克宾党法国人轰走,然后利用恐慌情绪在《镇压叛乱法》里钳制言论自由,直接让宪法第一修正案瘫痪。好在两年后杰佛逊上台了,这些法令才被取消。
除了言论自由曾经面临的惊险,三权分立中法院的作用国父们也没有想清楚,孟德斯鸠先生天才的想到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应该分开,为了保证司法权的独立法官应该被任命后可以终身担任不受另外两权的干扰,但是他并没有想清楚宪法和其他法令的关系,如果其他法令与宪法有冲突时谁有管辖权。
除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嘟囔过一段其他法律违宪时,似乎最高法院有审查权。美国的国父们也没有想清楚,三权分立中重要的一环最高法院对法律违宪的审查权由一位长寿的老滑头马歇尔先生创立了。
就在我们前面说的亚当斯总统要下台时,一口气任命了四十二位治安法官;但是当他的死对头杰佛逊当上总统时,由于那时候没有顺丰快递,有十六位法官的任命还未送出。杰弗逊阁下当然不会任由自己讨厌的人的亲信当法官,于是坚决不送出任命。其中一位马伯里先生不干了,告到了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现在正由亚当斯的死党马歇尔先生担任。
    要不说马歇尔大法官是个老滑头呢,他深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心理。他知道最高法院既无军队也无行政官员执行判决,也不像国会有公众认可的立法权和弹劾总统权可以强迫总统执行法令。于是他做出了如下的鸡贼判决:1、对法官的行政委任状已经发出就生效了,不快递出去是不对的2、这事不该最高法院管,因为除个别宪法规定的情况大部分案子最高法院都只有上诉管辖权,马伯里你应该去下级法院打官司3、马伯里的律师依据的《1789司法条例》中说行政令争议可以告到最高法院与宪法冲突,相关条款违宪应被废除,所以马伯里你还是得先去乡下打官司去。
最高法院的宪法审查权由此创立,杰弗逊总统当然发现了马歇尔的狼子野心,破口大骂了一阵子违宪审查权怎么能交给非民选的法官呢。马歇尔也明智的长期没有使用这一权力。
    好在马歇尔阁下活得长,他后来又当了几十年大法官,尝试性地确立了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直到1832年,在我们后面会提到的老大粗总统杰克逊当权下,美国白人可着劲的抢印第安人的土地,马歇尔主持的最高法院判决佐治亚州剥夺切诺基印第安人土地的法令违宪,土地要还给印第安人。杰克逊总统就放话说“马歇尔作的判决,那就让它去执行吧”,所以最高法院在履行三权分立的一极时,后来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技巧,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斗争中。例如在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案,最高法院是以佛州继续无休止计票缺乏统一的标准为由让佛州停止继续重新计票,避开了直接判决布什和戈尔到底该谁赢;最近的医保案最高法院则是判决对不上医保的人的罚款相当于收税,避开了直接支持或者否定强制上医疗保险的做法。
解决最高法院在三权分立中的作用的同时,美国的民主面临了一个新的考验——暴民政治。美国的立国元勋们都是精英人士,律师、商人、庄园主。而杰克逊将军可完全不是,他双亲早亡哥哥把他带大,没有什么文化在16岁就参加了美国大陆军。后来在英国人的俘虏营里待了一段时间,期间受的虐待让他终生痛恨英国人。当然,这些仇恨他在1812年带着四千多田纳西打松鼠的猎人组成的美国军队全歼了六千正规英军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抚慰。
要知道,美国这些乡下佬组成的军队从来打不过英军,独立战争中的胜利要不靠法国人帮忙、要不靠几倍于英军的兵力拖延英军到了受不了的程度。但是杰克逊将军居然以少胜多,全歼了整支英国正规军。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终于树立起了自信,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和欧洲列强并驾齐驱了,杰克逊是他们的英雄,他们要选杰克逊当总统!
政治精英们惊慌了,众所周知杰克逊将军劣迹斑斑,他有驱逐民选官员的恶劣先例,还曾经未获授权对西班牙开战。但是没办法,杰克逊还是当上了总统,然后这位老兄果然任命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支持者当内阁官员,创造了分赃制(要知道以前内阁都是任人唯贤的),还干出了前面说的公然藐视最高法院判决的事情。好在到此为止了,已经运行几十年的宪法,北美人民从都铎王朝继承的传统也发挥了作用限制了杰克逊或者说他自制的没有变成南美那些军事领袖。杰克逊的分赃制甚至证明了在民主体制下的小政府,你选了个把傻子加入内阁也闹不出什么乱子来。
在美利坚合众国完善三权了分立、选出一个有魅力的军事领袖老大粗当总统的考验后,终于面临最后一次重大考验——内战。
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人来说,联邦是个遥远的概念。他们更多认为自己是佛吉尼亚人、南卡罗来纳人、新英格兰人;对于签署美国宪法的大多数绅士们来说,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美利坚合众国是运作不下去的;但是如果告诉他们,他们心爱的故乡佛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一旦加入联邦就再也不许退出,那他们是万万不肯在宪法上签字的。但是一个伐木工人的儿子,自学成才的律师林肯争辩道“当各州人民授权签署宪法时,各州的主权已经作废,各州人民已经将主权转移给合众国,全体合众国人民才有权决定主权问题”,他说得对不对争论到今天,不过答案通过战争强行给出来了。
五年的战争死了六十万人,从此美国成为了一个国家,看看南方人的后代格里菲斯拍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你会明白这一切。南北战争的死亡率按人口比例是二次大战美军损失的二十倍,而这一切竟然主要是为了争论“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这个概念。希特勒以及日本天皇真该好好研究一下这段历史。
林肯之后四十年到西奥多罗斯福之前的总统们基本都是碌碌无为之徒,联邦政府也贪污腐化盛行,幸亏开国元勋制定的小政府和民众自治原则,让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众自由发展。这里真的如1886年多愁善感的法国人送出的雕像上所写“给我吧!把你们那贫困、疲乏、拥挤的群众,你们那满员的海岸上的多余的生灵,全给我吧!那些无家可归的、颠簸流离的人们,我在金门为他们点燃火炬”,欢迎一切想逃离自己祖国的难民(当然只限肤色白的,对其他肤色的歧视还要等着马丁路德金博士解决)
当爱尔兰大饥荒饿死近百万人时,有两百万人逃到美利坚合众国;当德国和意大利因为人口剧增土地匮乏时,大量的穷人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时,无数满怀理想的革命者逃到美利坚合众国;当俄国在沙皇统治下疯狂排犹时,大量聪明的犹太人逃到美利坚合众国。
在欧洲各国忙于互相竞赛称霸、抢夺海外领地时;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了这些国家抛弃的贱民,给他们土地告诉他们勤奋工作就可能致富。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国民总产值已经雄居世界第一,他的工人平均收入是欧洲发达国家的两倍。
当德国的凯撒与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国王正在竞相造军舰比赛谁能称霸全球时,他们抛弃的贱民已经在遥远的新大陆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对着这个陌生国度的宪法宣誓“我在这里郑重地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他们的确将忘记自己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俄国人、波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他们将教导自己的孩子拿起武器自由而战。

怀念胡耀邦,不是臣民意识


   又到415日,耀邦逝世纪念日。24年了,难忘的1989年。那一年,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人们往往过于美化一个去世的人。回忆耀邦,似乎也是如此。他们一代人乖戾的宿命,导致他们前半生的功过很难评说。而耀邦后半生的功劳,是无法磨灭的。
怀念胡耀邦,不是臣民意识   - 王思想 - 王思想
耀邦生辰:19151120
忌日:1989415
  有些比较激进的朋友,在微博上批评对胡耀邦的怀念,认为这是臣民盼明君思想。其实,民众是通过怀念胡耀邦,来表达对政治变革的呼吁。
   就好比大家给蒋经国以极高的评价,并非“坐等大陆蒋经国”。我们都知道,台湾之所以能出现“蒋经国变革”,不是坐着等来青天大老爷,而是在美丽岛人士、民进党人士的带领下,台湾人民用抗争促成了蒋经国的转变。当我们把无数谥美之词用在蒋经国身上时,我们是在宣泄一种情绪、表达一种理想、展示这个民族的方向。
   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个词复杂的含义暂且不论),那么,你应该怀念耀邦。1980年代改革中获益最多的知识分子精英,本应是耀邦最坚定的后盾,但自由最多、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们早已选定了人格分裂的道路。 他们应当感到惭愧。
  为知识分子平反,是耀邦被人怀念的一件大事。他1964年就曾急如星火地去营救生死边缘的陕西基层干部,因此得罪了陕北刘LT,以致惹来几致杀身的大祸。最著名的抢救还是在1979年。当时各种政治运动中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殃及亿万国民,胡耀邦曾掰着指头向工作人员算过一笔账:“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5%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5%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他把这归结为4个字:“人心为上”。据后来较确切的统计,仅仅摘帽改正的“右派”就有552300多人。
  大家对今天的中宣部有着某种评价,而在胡耀邦时代,中宣部竟然是思想解放的。197812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1981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取消主席后当选总书记,直至1987年一月辞职。其间,胡耀邦作为中共领导人,开始自上而下推动全面而有系统地改革。他兼任中宣部长后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他对1979年出现的北京西单XX墙,主张:“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提倡对知识分子的宽容,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胡耀邦全面支持配合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开放决策,但同时提倡全面改革开放的思想,强调政治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并且从党内政治民主做起。尽管遭到胡QM、邓LQ等“左”派的攻击,胡耀邦仍竭尽全力试图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在中共领导下推动中国走民主富强兴邦之路的治国方略。
  中国媒体一贯遭受鄙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是在19561957年间,中国有两家大报摆脱了斯大林路线,走上了独立追寻新闻自由、推动中国非斯大林化的道路。《人民日报》称作“改版”,由邓拓主持,版面扩大一倍,社会性、批判性成为主导。《中国青年报》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胡耀邦亲自主持下进行,一举抛弃了所谓“团报”性质,大刀阔斧地向全社会的黑暗、保守势力宣战。1979年,西单XX墙、魏XX一事后,《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此文与胡耀邦有无关系,待考证。
   中共建党90年,有两任总书记被当今民众怀念,其中一个就是胡耀邦。
   今天,怀念胡耀邦,尤其怀念他的“五要搞”:1,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宪法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2,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3,中国的出路是民主科学四个字。4,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民族怎么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5,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怀念耀邦,怀念1989,怀念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些人和事,你们可以逃避,而我们不会忘记。

服务于越南政府的网络水军


 (导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南的博客写手们不断挑战网络自由的界限,但是社交媒体仍然无法改变游戏规则。

    经过两天的审讯,2013年1月,越南河内法庭以颠覆国家罪判处14名异见人士3~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些异见人士中包括5名博客写手,他们的罪名是“旨在推翻人民政府”,“破坏民族团结”,并且“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反动宣传”。

    几天之后的1月28日,在越南中部的富安省,又有22人被控“意图推翻政府”,2月4日,其组织者被判终身监禁。其他21人分别被判10~17年有期徒刑。这些被告的身份其实只是一家旅游公司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这一团体撰写文件,歪曲政策,诋毁执政党的信誉,”起诉书里如此描述他们的罪行。

    在过去十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南的博客写手们不断挑战网络自由的界限。美国《大西洋月刊》说,越南政府对网络的监控和管制日益强硬,首先是让博客写手们加强自我审查,与此同时被关进监狱的人数不断膨胀。除了公开拘捕异见人士外,越南政府还有较为隐蔽的做法:撤稿、屏蔽博客、雇佣网络水军……因此被国际人权组织冠名为“网络的敌人”。

网络蔓延

    越南的互联网发展步伐快得惊人,上网人数在全球国家中排名第8位,越南也是Facebook 网站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越南的9000万人口中,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左右。虽然东南亚地区的平均数据接近40%,但越南的变化速度还是令人印象深刻。2010至2011年,互联网用户数量增长超过20%,越南政府最近公布了一项宽带计划,旨在到2015年互联网覆盖85%的人口。

    越南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是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越南能上网的手机数量越来越多了,手机宽带的订户在2008年还是零,到2010年每100个人中就有13位订户。

    互联网普及的副产品便是博客的兴起。据估计在越南大约有200万博客写手,而其中一小部分专门关注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其中有些是匿名的,比如Danlambao.com网站的某些作者,有些则以笔名广为人知,比如被禁的“自由记者俱乐部”创始人阮文海,越南人更熟悉的是他的笔名Dieu Cay 。

    这些博主通过报道一些官方媒体没有报道的事件吸引追随者,比如阮文海主要报道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冲突,曾当过警察的谢丰珊主要揭露警察系统的腐败。越南检察机关表示,谢丰珊共在博客上撰写了100多篇文章,对越南国家领导机关进行煽动性污蔑,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2012年,阮文海与谢丰珊分别被越南政府判处12年和10年监禁,外加五年软禁。

    越南博主关注的主题还包括民主政治,土地纠纷,人权和罢工。有些博主更加激进,攻击越南的政治体系,有人公开预言越南政府会倒台。

    人们很容易认为,越南正面临着 《时代杂志》所说的 “抗议文化”的影响,《经济学家》杂志甚至提出越共正在失去支持其权力的道义上的权威,公众的挫折感不断增加,“虽然还没达到革命的水平。”

   “阿拉伯之春”抗议的浪潮震撼了中东和北非,但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和其他新兴通讯技术反而让政府能够更容易地监控那些政治活动家。比如伊朗的活动家特别喜欢建个人网站和Facebook页面,这就等于把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都坦白交代了。而当年伊朗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时候,国王的警察局长们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把革命者一个个全都查出来。现在政府追查起持不同政见者来可轻松多了,过去他们必须一次次地设法渗透进异见者的会议里去,而今天想要知道那些隐藏在网络名字后面的人在哪里扎堆,可谓易如反掌。

    越南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越南在刑事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加强国家审查和监测上最为明显。



雇佣网络水军

     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巧妙的把握了向线上空间释放自由的尺度。这样在这些国家里,自由互联网的虚幻神话永存不朽,他们不动声色地突然就把谈论政治的人气网站给封了,而坐在屏幕前的用户经常以为自己正在和全世界人民看着同一个网络,所以现在这些可怜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在这个被过滤后的网络世界里他们错过了哪些新闻和信息。此外撤稿、屏蔽博客、雇佣网络水军也是越南政府的拿手好戏。

    英国广播公司2013年1月4日称,越南新闻网站“VietnamNet”发表一篇评论“阿拉伯之春”和“缅甸之春”的文章,但随后被撤稿。越南官方媒体通常对“阿拉伯之春”持负面看法,认为这是外国势力干预阿拉伯国家事务的结果,而“VietnamNet”的文章似乎表达了不同观点。

    英国《经济学人》2011年1月披露:2010年底(即越共十一大前夕)越南当局为了“防止谣言”,对社交网站进行封锁和限制某些功能,部分网民对此非常愤怒。在2010年10月河内庆祝建城1000周年的活动中,因放焰火导致4人死亡,当局想隐瞒,但实际上手机用户早已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将此事公之于众。

    最近BBC越南语部记者报道,越南官员承认雇佣数千网络博主,在网上发布支持执政党的评论和文章。越南宣传和教育部负责人胡光利没有透露政府雇佣的“网络水军”的具体数字,但他透露说,他的部门就管理着至少400个网上帐号和20个微博。胡光利说,这些人帮助阻止他所称的“负面谣传”,其中包括在首都河内举行游行集会的和呼吁。越南当局在雇佣了至少900位“公共意见领袖”在网上宣传政府政策。不清楚的是,这些博客是否都在政府的工资单名单上。

    由于网络审查制度严厉,越南还被冠以“网络敌人”的称号。英国《卫报》引述纽约新闻自由观察组织发布的报告称,越南通过审查、监督和关押等措施严控信息自由。“外国媒体也要受到政府严格管控,目前至少14名外国记者被关在越南的监狱里。”

    对于国际社会的谴责,越南官方一概予以否认。2012年10月1日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越南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范光荣正式宣布越南竞选2014-2016任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同时再次宣称,越南不曾囚禁“敢于发表个人观点”的人,越南只对破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宣传行为进行处分。目前,越南全国有700多新闻机构,出版1000多个报纸及媒体刊物。越南人民还可从路透社、BBC、CNN等世界各大媒体机构获得信息。越南新闻协会有1.7万名会员。越南的互联网发展速度为东南亚地区首位。


一毛不拔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648237865

现实不是童话——朱令事件回顾 (2012-11-18 12:15:20)转载▼



这两天因为在微博上看到医患矛盾的争吵,突然有感而发说起16年前的朱令事件。这件我努力过的事情,并没有像小时候听的童话那样有个美满的结局,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面对。现在想想,还是应该趁大脑排除痛苦回忆的机制彻底发挥作用前,把当年的事情记述下来。
这篇文章没打算说明什么,只是帮助自己记忆,所以可能拉拉杂杂记述了很多琐事。这么多年我的记忆也可能出错,我只能保证我是诚实的记述,欢迎知情的朋友补正。
对于朱令事件最简单和准确的概要请见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朱令铊中毒事件#cite_note-.E9.99.88.E9.9C.87.E9.98.B3.E6.95.99.E6.8E.88.E9.87.87.E8.AE.BF-11
关于朱令事件的各种传闻和材料可以参看:
http://www.huaren.us/dispbbs.asp?boardid=331&id=891136&page=1&star=1
朱令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在初三同班过一年,我对那时的记忆好像只有她是个很正派的女同学,有次政治考试我撺掇她打小抄对答案,她很不情愿答应了,过程那叫一个手忙脚乱,事后也严词拒绝再干这种事了。然后的记忆就跳到她姐姐随北大同学出去爬山意外身亡,这个活泼的女孩子沉默了好几个月,后来虽然恢复了但总有些不同。
高中的时候我已经成为学校里特立独行的典型,让老师头痛的对象。她虽然不是班干部、三好学生那种类型,但至少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们似乎没什么交集也没有来往。然后我考上了北大,她考上了清华。
印象中在她出事前,我只在去清华找朋友玩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她一次寒暄了几句。之后就是95年的寒假,同学聚会时听到有同学说“现在怪病真多啊,你知道朱令突然肚子痛住院,然后头发掉光了,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然后听说她出院回家休养,然后是95年4月初的一天,再次接到那个同学的电话。
“你是不是去看看朱令,她好像不行了”
“不是已经好了,在家休养吗”
“不是,又发作了,而且这次很严重,已经在协和的ICU病房昏迷了”
我们一群同学约在周六去医院看她,那年我21岁,同龄人的死亡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朱令静静的躺在ICU病房里,身体半裸着插满了管子,因为卫生的要求每次只能一个同学进去看。轮到我进去后站在她的病床前,不知道怎么我先不吉利的想到了这很象向遗体告别,接着意识到这是一个同龄人处在垂死状态,忽然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恐惧感想要拔腿逃走,但是双腿又像灌满了铅逃不掉。好不容易磨蹭够了觉得不失礼节的时间走出ICU,坐到她父母边上,看着悲哀的老人年少的我就在想赶紧编点什么安慰他们。这时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听同宿舍的蔡全清讲过他替系里的陈耀松教授打杂好像在搞一个叫什么Internet的东西,可以和全世界联络。于是就没话找话的跟朱令的父母说有这么个东西,没准可以向全世界寻求一下帮助,她的父母将信将疑的把病历复印了一份给我,还记得我正要走那个同学跑出来叮嘱我说“贝志城,你一定尽力想想办法”
回到家里我很快把求救信写了出来,当时我想老美最爱谈民主自由,我得把救人这事跟这方面扯上他们才会重视吧。于是我这样开始了“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充满自由民主梦想的地方,但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虽然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诊断她是什么疾病”,之后是照抄病历。找到一个美国朋友翻译成地道的英语,我拿着它去学校和蔡全清一起去系里的机房在四月十日周一晚上发出了这封求救邮件(当时是向两个类似BBS的学术网络Usenet和Bitnet所有跟医学相关的群组发出的),很快第一封邮件回来了,是个爱尔兰人说他会为朱令祈祷,接着第二封,说怀疑是一种叫“thallium”中毒的病;然后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回信惊讶地说没想到中国也有Internet了,他们会帮忙把信转发给他们周围认识的医生或者他们的导师。那天我头一次感受到Internet的力量,看着邮件不断在Unix绿终端屏幕上跳出,兴奋的一直待到早上五点,才把受到的近百封邮件拷到软盘上带回宿舍。
记得那时候中国的Internet只有三条256K的链路,分别在清华、中科院和化工大学。我们能蹭上完全拜托我们力学系在北大校外靠近清华院墙,据说是陈耀松教授自己搭梯子从清华墙那边接过来一根线。后来我们产生了惊人的流量好像还让陈教授个人掏了腰包,在系里有人质疑学生怎么私人和国外大规模联系时也是陈教授挡回去的(他说学生就是帮帮同学嘛),这些我一直感念。
回到宿舍我们先查了字典,原来“Thallium”是“铊”的意思,当时我们面对是问题是从Unix终端下来的邮件会整体打包成一个大文本文件,在电脑上无法阅读。这时候同宿舍的刘莅(他是我在大学最好的朋友)主动请缨,用微软的Access写了个软件,先把邮件拆分成一封封,然后把邮件标题、发件人摘出来存进数据库。之后同宿舍的王惠文也加入了,我们一起完善程序,可以输入发件人的职业(医生、认识医生的热心的中国留学生、打酱油的等等)、统计一个发件人发回的邮件数量,这样设立一个权重打分机制决定我们要特别优先给谁回信;同时把比较多提到的关键词铊中毒、格林—巴利综合征、莱姆病等作索引,看分别有多少人提到,关于任何一种病从朱令的家长那里听到说法就会回给提过这些病以及被标注为医生并比较热心交流的人回信。然后宿舍里英语最好的吴向军也加入进来帮着一起浏览邮件。事实上,到朱令确诊前的这十来天我主要是在外面跑,而他们则一直经常通宵看邮件修改程序。有这样的同学和陈耀松这样的老师,是我一直为北大而骄傲的原因。
之后我如一般中国人一样,开始找关系。我被母亲的带着找到了卫生部退休的老副部长,一位和蔼的老人。她听完我的诉说后,马上给协和的副院长打了电话,大意说这个女孩的病好像协和也很重视,现在有群年轻人用了新科技手段跟国外的专家有联系,打了一些资料供医生参考,绝对没有干扰治疗的意思。之后,老人让我直接去找那位副院长,我还记得她告诉我副院长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当年有个工人掉进粪坑窒息,现场急救设备不够,现在的副院长当时的年轻医生自己用嘴把粪吸出来救活了工人。
大概也就在13、4号,我们有了一定的邮件积累,上面猜测了各种可能也提了一些检查建议(说实在的,我们几乎看不懂)。我给朱令的父亲打了电话,其他情节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记得我怯生生地提到铊中毒这个可能时,他轻轻的笑了,说这个可能协和早考虑了,已经排除了。
应该在15、6日,我们将朱令父亲那里听来的答复和找到的医院的一些诊断说明翻译成半通不通的英文发了出去。然后我打印了一些明显是医生写的邮件,带到了协和找到了那位副院长。他很耐心(虽然事后想起来,他应该是不耐烦的在接待一位找了关系试图瞎给建议的病人亲友)的接待了我,然后给ICU的主任打了电话让他接一下材料(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找神经内科的主任而找了ICU的主任是个巨大的错误)。那天应该是18号,我拿着材料在ICU病房外面等着主任,朱令的舅舅进去问他是否能接受一下材料,他答复太忙等会。我一直站在门口耐心的等,估计这位主任是完全不想收到材料,他一直在病房跟人谈话,在我因为腿酸刚走到远处的长椅休息,他就一个健步冲进厕所,然后又迅速冲出继续在病房跟人谈话。我等到了中午,朱令的亲戚再进去说了一次,结果比较明确就是说资料对他们没用不要,我充满挫折感地走出了协和的大门,我还记得那天在院子里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不知怎么愤青的情节发作默默地说了句“我能打败你”
这时在美国那边和我们联系的人,经过一周的沟通已经开始出现比较积极的群体。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在美国学习远距医疗的中国留学生李新,还有一位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当过医官的John Aldis。他们联络了一些美国比较权威的医生来看这个案子(我就记得有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医生,好像是个医院的副院长,似乎在毒物研究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协和的医生后来听到都非常尊重)。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幸的情况,由于我们发出邮件说明协和已经排除铊中毒和重金属中毒,这些医生又属于对协和比较熟悉的,于是相信了协和的判断,注意力主要在研究其他可能。
好在我因为英语不好,留下了我妈妈的办公电话(她当时在做外事工作)。有一位纽约的医生打电话给她,唠唠叨叨地说就是铊中毒,我妈妈问我,我告诉她已经排除了(包括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感谢那位医生孜孜不倦和也许有些歧视中国人的精神,他过两天又打来电话,我母亲据此告诉他,他在电话里暴跳如雷,扬言根据他对协和的了解协和根本不可能有全套检测重金属中毒的设备,质问是怎么排除的,然后又说了一大堆没有仪器如何可以从指甲等等一系列表征加强铊中毒怀疑的观察方式。
这时大概是20号的样子,我被转达了这个电话后只能再次给朱令的父亲打电话,询问协和到底是依据什么排除的铊中毒,强调那位纽约客的质疑。过了一天,朱令的父亲告诉我说协和没有化验,因为没有设备,排除是因为症状不像。这个消息被我们发出去后,邮件通信一片混乱,美国那边陷入了喧哗之中。有人提出各种土办法帮助确定诊断,John Aldis和其他一些医生则在帮忙想办法要去香港化验。Aldis好像直接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协和ICU的主任要朱令的血样尿样等,说明已经找到机构愿意出资可以空运到香港检验,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医院规定不得把病人样本拿出去)。朱令的父母这时也开始在本地找办法,但同时听说协和拒绝提供给家属任何朱令可供化验的样本。终于在25、6号找到了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得知他哪里可以做。还是在协和一位冒着风险打破规矩的年轻医生的帮助下,朱令的父母取得了朱令的血样、尿样和头发样本送了进去。
28号中午,我正送女朋友去机场参加她的工作实习,呼机响了,打电话过去是朱令的父亲,一个低沉悲哀的声音“确诊了,是铊中毒,超标几百倍”。等到我傍晚回到宿舍再通电话,得到的消息是协和对此没有经验,希望:
协助找到广谱抗毒药物“二巯基丙醇”,因为协和没有或者是只有几支
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治疗办法
预后不乐观,铊中毒对神经系统损害极大,国外是否有经验
之后连着两天我们宿舍的同学基本上每天工作20小时,有的在检索以前邮件里有用的信息,有的负责和国外联系,我和吴向军跑到清华找朱令的同学求援希望翻译一下邮件找出有用的信息,那是五一前的一个下午,我们听说朱令所在的物化二班在上课我就先回来留下吴向军在那里等。晚上他回到宿舍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什么变态班啊。原来他等到两名物化二班的女生,说明来意后这两位同学居然说“我们明天都订好了五一出去旅游,实在没时间翻译”,然后他又找其他同学被领到了那位后来替嫌疑人辩护非常积极的物化二班的团支书那里,当时他带着吴向军找了辅导员,态度倒不错,然后吴反复叮嘱说尽快翻译一定交给我们处理,综合意见后交给协和,他们满口答应。(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这些邮件,据这位支书多年后宣称他们直接转给协和了,但朱令的家属从未从协和听说过此事)
美国那边的答复很快就回来了,二巯基丙醇不是对症的药物,应该用普鲁士蓝(对,就是那种染土布的燃料),这时协和的态度很友好,有位年轻的医生直接和我联系,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普鲁士蓝的浓度多少合适、是否可以加甘糖醇等(不知道这些名词我是否记错了),我在询问他英语沟通没问题后,直接把电话给了美国的医生,好像告知了越纯越好,也可以加甘糖醇用于减缓什么病人的不良反应。之后在李新的帮助下,把朱令的一些脑部及神经系统的X光(或者CT)穿上了加州大学的服务器,协和的医生和美国的医生通过电话会议共同讨论了朱令的康复治疗。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Internet远距医疗部分变成了现实,但是我们中的任何人好像都没想到靠Internet可以发大财。
后来的一封邮件里,那位科罗拉多州的著名医生写到“我太相信我协和的朋友了,我不敢想象他们怎么会未经化验就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我有罪”
之后我们才听到,协和神经内科的主任曾经怀疑过,但一方面因为朱令是被人在94年12月和95年3月两次投毒,出现两次症状高峰,想不到这点的会认为不符合一般中毒症状。另一方面清华写来书面证明说明清华没有铊盐,加上医院没有设备就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此时协和的医生提醒朱令的父母,这多半是投毒,赶快报警。当时由于忙着救孩子,她的父母就给学校保卫科打了个电话,希望联系警方封锁宿舍保护现场,保卫科干出了最离奇的事情,不仅没报警,反而给朱令宿舍的同学打电话说现在确诊是铊中毒请你们把朱令的东西保管好。
朱令是两次中毒,而清华的铊盐只在研究生班的一个课题组有过使用(不知道当时清华的证明是没调查清楚还是怎么回事),而本科生中只有朱令的一位同宿舍女生在这个课题组实习(本科生的这种实习就是制备实验药品,之后洗器具)。尤其是朱令第二次中毒前由于身体虚弱基本职能在宿舍和教室两点一线活动,吃饭和喝水都靠宿舍同学打来。嫌疑在哪很明显了,但由于保卫科的这个举动一切证据都被破坏得干干净净。就在这五一期间,朱令宿舍的同学声称发生了失窃案,丢的居然主要是朱令所有的洗漱用品。后来警方在五月七日立案,再去搜查拉出嫌疑人的箱子,从边上滚出了朱令的水杯。(这点后来在05年天涯争论的时候嫌疑人的同学金亚的邮件承认了此事)。
详细的案情我就不想谈了,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网上的八卦都够多了。我也不指望凶手可能忏悔。。。
当时我对清华和协和都是怒不可遏(当然到现在我也不准备改变对清华的看法)。随着后来自己开公司,赚钱,才知道犯错误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逐渐的我对医生的抱怨减少了,心里总在想我在工作中犯过的马马虎虎的错误比这些医生多多了,好在顶多是给客户造成金钱上的损失,事后大多道歉吃个饭混过去了,如果我要像医生一样面对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受得了吗?我想我受不了,渐渐的暗地里有些倾佩所有敢于做医生而曾经被我们开玩笑叫白衣禽兽的人。
这半年在新浪微博,我关注了一些协和的医生,他们很让我敬重,他们文字里表现出来的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和对病人的关心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我不知道如果我当了十多年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受够了病人家属的闹事,还能不能像他们一样。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我想我们的国家未来总会迈向民主与法制,但是我们每个人更应该认识到西方的体系之所以有效的运行,是因为无论何处它都在一个规则的管理下,这个规则在医院可能就是决定了不经化验不管你觉得多不可思议也不能排除一个疾病的可能。当我们都习惯了这些规则,我们的国家可能才真正迈向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所以,我看到最近媒体嘲讽医院给95岁老人动手术前要化验梅毒,很不以为然。这是大手术之前的常规检查,95岁的老人并非没有可能年轻时通过性途径或者输血有感染情况,你们嘲笑了这些看似死板的规则,其实正是阻碍了你们呼唤的民主与法制在中国的落地啊。
朱令的案例是个很特别的案例,铊中毒虽然很罕见(可能中国一年也就几例),但是症状太明显由于社会影响知道的人也不少(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白马酒店就描述过)。协和犯的错误虽然有情可原,说穿了也太简单。加上我们宿舍的同学的努力(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能够让我们这些外行很快的协助上美国的内行,找出了病因,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而朱令从95年3月再次中毒,到3月26日昏迷,到4月28日确诊,宝贵的时间已经流逝。铊盐已经对她的神经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过了半年她虽然苏醒,但是智力最好只有七八岁的小孩的水准,几近失明。够了,我已经不敢再面对这些了,现实不是童话,往往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也就写到这吧。

php 中可使用命令行变量--$argv和$argc



php 中可使用命令行变量。太多文字太抽象,用脚本来说话:  
<?php  
echo $argv[1]."\n";
echo $argv[2]."\n";
echo $argc."\n";
print_r($argv);
var_dump($argv);
?>

运行脚本时,命令行为:php argvtest.php TQ TQx
则输出结果为:
TQ
TQx   //$argv是一个数组
3 //注意$argc变量,它用来保存$argv数组里元素的个数。要比正常输入的多一个,打印出来才知道,是多了一个脚本文件名称
Array
(
[0] => argvtest.php
[1] => TQ
[2] => TQx
)
array(3) {
[0]=>
string(12) "argvtest.php"
[1]=>
string(2) "TQ"
[2]=>
string(3) "TQ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