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Peter Lee在“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上的主题演讲:从计算研究到惊人发明



Peter Lee博士在主题演讲的照片】 
          
   Peter Lee博士主题演讲:“从计算研究到惊人发明”的全程视频】 
             
 Peter Lee博士在主题演讲中展示的PPT


演讲人:Peter Lee博士
微软雷蒙德研究院 全球副总裁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院士


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我觉得能够在这里为大家做这一次演讲,是上天给我的非常好的机会。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但什么是基础性研究呢?其实有一点尴尬,因为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长时间以来也很难被我们所回答。

大概80年之前,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火箭科学家,他在事业晚期的时候,说过“什么是研究?当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就是在研究”。有很多人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如果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我做的绝对不是研究。我对计算机科学研究兴奋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想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也许我能解决,或者解决不了。但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一点,就是我们计算机研究的成果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觉得这可以用“边际成本”这个词来形容,这个概念带来的效果确实非常有价值,而且对于计算机研究来说同样有价值。所以在这里里,我为大家举三个微软研究院的例子。我们是如何在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时候,带来了那些非常好的创新,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前做这个演讲。

                 
  
我曾经也是一个老师,我先为大家出一个考题,这是一张图片,它上面有各种色彩的点,我给你们三秒钟完成这个问题的解答。大家看这张图告诉我,一共有多少个绿色的点,大家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开始。有多少个蓝色的点?大家有谁能回答吗?如果大家觉得舒服的话,当我在美国或者欧洲教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通过这个测试,当然,我是玩了一个小把戏了。
 
其实,在微软研究院,我们经常和产品组一起合作,他们有非常严格的纪律。他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义产品和用户体验,写一个非常审慎的计划,并且执行这个计划。所以,当我告诉你们看一下有多少个绿色的点,因为你们是非常好的学生,所以你们就习惯于听我说,然后去数绿色的点。在研究方面有一点,研究是一种探索,是追求真理的探索,这就是研究的美丽之处。确实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想知道有多少个绿色的点,但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好奇点,比如我们想知道,是否有别的颜色,是否有别的形状,有多少其他的形状和颜色,比如说蓝色的点有多少个。通过这些问题,我们经常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创新,这些令人惊讶的创新具有更多的研究价值。下面正式的进入到案例里。
 
案例1:音频处理
 
                                      

第一个案例跟你们分享的是涉及到音频的处理,这是来自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图片,从这个图片里面看到是非常疯狂的人,很多人大叫,然后招手,交易员在记录这些交易,看他们自己的场面,然后听每一个人的声音,记录下重要的交易信息,他有一个笔记本,或者一个平板电脑来进行记录。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作为人类,我们要这样的两个耳朵收听音频的信息,我们能够专注于我们听的东西,只能是听到其中一个声音上,基本上非常嘈杂的,可以通过专注的听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计算系统来说,就有类似的能力,这是很多人目前在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现在难题是这样的。有人跟我们在讲话,然后我们要有一个麦克风,需要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使用这个麦克风可以听见。当然,更复杂一些,就是这个人可能在一个拥挤的人群中,很多人同时在讲话,我们只专注那一个人讲话,还有一些噪音,比如说音乐的声音存在。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系统,戴一个麦克风,就可以听到你想听见的那个人的声音。你们都知道,我们人类有两个耳朵,这是可以能够接收音频的信息,可以在我们机器上这样做,能够建立一个音频的管道,可以把人的声音收集起来,这是一个指向性的声音,能够知道声音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经典的难题,也希望我们计算机科学借助简单的流程来处理。
  
                                       

在微软研究院里,我们差不多十年前就参与了这样的研究,我们感到自豪的就是开发这些技术。比如说MVDR这样一个自适应的音频波速,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叫做最基本的蓝色天空的研究。我们想解决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了解这个声音的属性,以及自适应的音频波速,了解其中的定理属性。在某一点上,我们想去通过这样的一种理论实现我们真正能工作的系统。
 
                 

在微软研究院,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研究,你们看到这样的图片,是我们的样机。这个样机是由9个麦克风音频阵列系统,我们做了一些实验,能够实施,把它变成现实的MVDRBeamformer,这个阵列可以连接到计算机上,这个计算机有一个管道,可以让你了解它的工作有多有效。我们来播放两个音频的文件,你们现在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是在噪音很大的环境下说话,我们一个麦克风就能捕捉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清楚里面的声音,其中有一个男人在讲话,在这个噪音中,你可以听到的问题是这个计算机面对的,在这么拥挤的状态中,在我们家庭的起居室里面有一些人开Party,这个计算机很难听到就是想给计算机发送指令的声音。同样一个音频源有这样一个声音,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能力,就是专注你的听力根据计算机连接的音频流上,就像人坐在房间里面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音视频的会议系统都可以使用。我把它叫做一种研究,就是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创新,把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拿过来,然后努力地用在我们现实当中,能够开发这样一种设备,能够实现我们理论原理,我们可以设想它成为现实的东西。
   
所以,从基本的研究到具体的技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是我们整体创新当中很重要的一步。有一点需要说一下的,我们有微软研究院,我们公布和对外发布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这里的一张图片是我们的研究论文,我们有两个研究者,加上他自己的实习生,他们写了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样机系统上写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与大学协作,我们可以发掘世界上最好的人才,以及最好的理念,也能够影响我们发展的前景。我们希望可以对我们微软的长期发展有帮助。
 
               

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展示这篇文章,我想很快地提一下,作者就坐在你们的中间,这篇论文是要发表的,但是当时被拒绝了。我是花了一些时间阅读这篇论文。有些人认为这个解决方案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一个真实的回声抑制系统,没有什么性能改进。最后一篇评论文章,他们认为有三个弊病,这都是来自评论员的文章。当我们朝着颠覆性的方向发展,朝着真正迈步前进的发展中,有些时候真的很难,对于我们科学界,要了解其中一些全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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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种技术已经被涵盖到我们Xbox Kinect的音频部分。另外,这个渠道来自于基础性的研究,像颠覆性的创新,他们达到了这一点然后这些研究者,他们把一些叫做关键使命,重视使命的研究,这个情况主要是跟微软产品团队密切的协作,以便于能够把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技术推向市场。这种专注于使命的研究,我们涉及到很多方面。我们微软有成百上千万的客户,能够在我们微软研究院当中提出,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最大的挖掘我们研究的成果。
 
尽管有这样的情况,论文被拒绝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理想的产品概念和科学的幻想小说之间,并不只是事实科学的幻想,这些研究者经常是按照比较保险的方式去评论。所以,我们从基本的研究进入到颠覆性的研究,以及专注的使命性的研究当中有魔力,带着产品的概念,还有理想的产品,可以手拉手的来发展,能够让我们开发出非常好的东西。我想,这也是我们从开发XboxKinect当中吸取的教训。

总结一下,我们看到创新的管道,我们从基本的创新开始,进入到颠覆性,这是首次专注于使命的研究,跟我们产品团队真正合作,推向市场。在此期间,我们继续加以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添加和构建我们以往成功的地方。这样一个顺序,就是所谓这样创新的管道。我们不断地努力保证所有的四个阶段,可以不断的推动我们的研究,能够开发出新的东西。
 
               

实际上,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考虑投资的问题。在这张图里,涉及到我们所有研究的投资,X轴是短期到长期的项目。Y轴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课题的选择,一些被动的课题是社会和产品部门给我们的课题;还有经济界、学术界提出的课题。Y轴朝着更加开放的研究,就是寻求一些真理。在整个空间里面看到管道,我们有一个叫Blue Sky,右手边的象限,还有左下角的可持续发展,左上角的象限涉及到我们颠覆性的研究。

所以,四个象限对于我们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有非常好的活动,非常好的人员来进行开发,这是我们微软研究院的理念,这也是在过去一些年中一直实施的。所以,这样的象限模型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关于我们象限的内容,特别强调的是关于多样性,有的时候跟一些人讲,也许他们是一些商人,也许他们是一些作家,或者还有各个方面的技术领域,有的时候他们是一些金融人士,或者经济学家,都有这样的趋势,就是把这些研究看成专注于蓝色天空使命的研究者。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象限,是在基础研究上有多样性,对这种多样性做好准备迎接的话,那么四个象限里面都充满我们相关活动的话,我们希望推动的是朝着非常美妙的反馈环路发展,不断的发生的。这是第一个例子。
 
案例2:编码理论
 
               
我选择的第二个例子,今天上午提到的,我们编程的合成,程序合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了。大家看到了,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了,在这样的研究领域,我们从编程的验证开始,什么是这个编程的验证,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把代码拿过来,我们想把它用在一些算法上,就是做这样一个编程的验证,这样一些验证的算法,应该是检查这些代码,就是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如果我们想要运行程序,执行代码的话,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吗?然后,作为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帮助编程人员、程序人员,有时可以帮助程序验证过程更扩大一些,如果发生不好的情况,请他们再生成一些实际案例来解释Bug,就是一些不好的行为,这是非常好的帮助,程序员可以使用,跟踪这些Bug,可以解决这些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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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是微软和微软研究院投资很多的,我们编写大量的软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软件是否可靠安全,我们还做了基础性的研究。实际上两年前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在说最根本的原理,是我们微软使用的,来分析这些软件,以保证这些软件尽可能开放,我们能够解决安全方面的问题。
 
               
这种类型的技术尽管经常都是一些非常理论性的,实际上也是非常现实可行的,从最基本的研究当中,所做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到的类型,我们去做一些颠覆性的工作。从基本的研究又进入到下一步,就是创新的管道,到颠覆性的研究。这个程序的验证可以反向的做,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程序,我们可以做反向的验证,这样做的话,就是说叫做我们的程序的合成,今天早晨提到过。程序的合成,就是把一些我们叫做案例的输入和输出,然后提出一些问题或者回答一些问题,这个程序是否存在,能够带来一些输入输出。或者说,我们能够生成所有可能的程序,跟我们案例里面的输入输出一致。这样我们可以生成代码,或者所有的代码,它可以是与输入输出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程序合成的问题。
 
这个里面关键的一个洞察就是有可能把一个程序的验证朝一个方向去做,像这样的方向。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进行逆向的运行,就是把输入输出的概率,自动生成一些程序。今天早上Rick演示了一个视频,就是程序的合成,还有我们微软新的Office 2013版本,我们刚刚看的一些例子加上去,能够让我们自动的搞清楚使用这些程序的合成,还有反向的验证,都是在这两个案例的基础上,或者一个半的例子上,能够生成一些代码,自动生成其他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这只是我们三个创新的一部分,从基本的研究到颠覆性的技术,以至于再往下到应用,还有我们的程序验证和逆向,再往下是什么呢?随着现有程序合成技术的到来,这是对于程序合成的一个巨大的机会的领域。我们来想一下,在线的网上教学。如果你在网上学某一个课程,然后你在网上是做一个几何学的小测验,或者微积分小测验。我们知道网上教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几千个学生同时在学这个学科,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测验的问题。所以,很难去判断到底谁是真正学习了的。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程序合成技术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去出独一无二的测试题,这就是利用合成技术。也就是说把这种题做成一种程序语言,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我们是否能生成不同的测试题,这是我们正在积极做的一个研究。它可以被用于数学或者其他的领域,我们还在做这个方面的技术验证,从而能够产生语言类的问题,比如说你学英文,可以用程序来给你出问题。
 
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展示了创新的力量,从基本的研究到一些课题研究,到使命研究,然后去找到更多的一些研究,带来的成果,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我们研究投资象限内容的丰富。所以从程序的验证到电子表格到在线的教科书,不断的看到基础性方面的研究带来的一些令人惊喜的成果。
 
案例3:数据存储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这个结果并不是让你惊奇的,但是却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在上一个例子中,我们谈到这样的编码理论,我知道有很多的术语,在美国和亚洲尽管术语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假设我们要存储两块数据在一个数据库里。第一个是A=2,第二个是B=3,这两个数据要存在数据库里,下面我们就担心,这个数据存储的可靠性,尤其是你要A=2,在第一个磁盘上,B=3,在第二个磁盘上。如果一个磁盘出了问题,那你的这些数据都丢了。所以如何避免这个现象的发生?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备份,就是使用复制进行备份,每一个数据都有一个备份的拷贝。所以如果一个磁盘出了问题,我们仍然可以把A的值从备份的拷贝中获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但是,在存储方面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把存储的成本提高了一倍。但是尽管存储的成本要乘以2,但是抽取数据的成本则很低。也就是说他和第一种说法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成本。想把AB都存起来,为了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再加上A+B=5,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丢失了A的数据拷贝,但是没有问题,因为通过读取BA+B的编码,我们就可以推理出A=2,我们仍然有数据重构的能力。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种方案,简单复制数据拷贝方面,成本要减一半。但是,在数据重构方面,数据值提取方面的成本又要提高一些。所以,这就是利弊权衡的问题了。
 
                 

下面谈一下,就是这个恢复编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非常现实的方法,是由Google所使用的。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存储数据在6个磁盘上存,再加上三个原始的用于支持数据恢复的存储值,来提高数据存储的可靠性。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是否在数据存储方面能做得更好呢?过去五六十年当中,人们都在很努力的工作,来更好的进行存储的完善,确实有一定的改善。一个是124码,这是Facebook用的,成本是只有前一个方案的33%。但是,数据重构的成本却是6+3的一倍。因为你在数据恢复和数据重构中,它有数据存储媒介之间的通信的成本等。

还有非常令人惊奇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被研究了五十年了,但是在五十年之后,我们编码理论方面做了非常充分的研究。今年3月份,在这样成熟的领域还产生了进步,微软研究院和产品组,又有了一个叫做本地重构码让你以更低的存储成本,更低的数据重构成本,来去优化数据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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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理论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我们看到60%的年均文档型数据存储的增加,因此我们看到现在高可用性数据的需求量是非常多的,而且也在不断的增长中。那么我们看到数据中心的机器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故障也需要降低,必须要以成本效益性的方式来降低成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看到Windows Azure的技术文件中,我们可以为你们展示出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横轴是存储成本,纵轴是数据重构,就是数据读写的成本。你可以看到成本比传统的方法低的多。
 
                 

我们看到不管是数据存储还是数据重构的成本,我们比较WindowsGoogleWindows Azure上有一个调优的系统,我们运营我们云系统的时候,我们可以实现12+4+2的本地数据的恢复。那么它在数据恢复方面的成本,数据重构方面的成本非常低,或者我们进一步降低数据存储的成本的话,在Windows Azure上,运营成本方面每年节约几亿美元的成本。所以,这解决我们所说的已经研究非常透彻,近五十年的理论的计算机科学的理论,突然之间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也是带来新的颠覆性的技术,这就是为云带来的颠覆。
 
                 
下面我做一些总结,有关创新的通道。可以用这四个象限来表述,对于新研究的人员,对于新进入计算机研究领域的人,你们一定要注意这种多样化,不管你们做蓝天型,还是做颠覆性,还是做某一个使命专注型,或者可持续型的,你一定要不断的提高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必要做的。如果你们看成一个通道的话,你会看到新的计算机研究人员,他们在这四个领域都有做。
 
计算机研究有新的蓝天,具有颠覆性可能,也可以聚焦于某一使命,可以持续带来机会。我希望你们迎接多样性,共同推动新的创新。



个人介绍
Peter Lee博士负责管理拥有超过300位研究人员与工程师的微软雷德蒙研究院,致力于提升微软的产品和服务艺术层次及创造新技术。在加入微软前,Peter Lee博士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曾在美国国防部高级防御研究计划局工作。在那里,Peter Lee博士创立和领导了一个主要的技术办公室,支持计算机和社会与物理科学相关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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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9日星期二

TextFlow:把握信息脉搏


导言这是一个新的淘金时代,企业希望从海量数据的金矿中找出脉络,可是现有的数据挖掘技术难以完全满足它们的需求。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新思路,而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向CHIP展示的一项新技术中我们看到了曙光。

每条色带表示一个主题,色带的宽度代表主题的热度,如果从一个主题引申出了新主题,色带就会分裂成两条,如果两条或多条色带合流在一起,就可以认为是话题的合并。刘世霞说,这种呈现方式来源于自然界的河流,是一种容易让人理解的隐喻方式,一图胜千言。
有这样一道面试题:如果有一个几十万的新闻集合,那么怎么能够很快了解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以及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答案,就在本文中
我们都知道数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数字和符号这样的结构化数据,另一类则是文本、图像和音频这样的非结构化数据。如今,IT领域谈到的“大数据”中,80%以上属于非结构化的数据,而文本又是非结构化数据中最重要的部分。尽管现有技术对数字信息进行分析有相对成熟的方案,但如何高效地分析海量文本信息一直是业界的一道难题。
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图形组主管研究员刘世霞博士告诉CHIP,之所以现有的文本挖掘技术不够用,首先是因为目前技术尚处于研究阶段,精准度不够;其次是因为技术的灵活性不足,很难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她和同组的副研究员崔为炜以及香港科技大学屈华民教授共同主导的TextFlow项目在破解这个难题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他们将文本挖掘技术与可视化这种交互技术结合在一起,不仅突破了传统静态文本挖掘技术的限制,而且能让人利用直观的流式图形迅速把握海量信息的发展脉络。在国际最顶尖的信息可视化学术会议IEEE InfoVis 2011上, TextFlow论文的发布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关注。有评委表示,“该论文的主要贡献是在海量文本分析中引入主题合并和分裂的理念,这是分析主题演化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从文本挖掘和可视化两个角度来说都意义非凡。”
有趣的是,他们在论文中以自身最熟悉的领域——可视化研究作为其中一个案例,将2001年至2010年间发表在IEEE Vis和InfoVis两个学术会议上的933篇论文作为文本数据集合,通过TextFlow模型得出了与实际学术发展潮流相当吻合的图表,其结论令人信服。例如,整体上看,过去10年间Vis相关主题有日渐式微的趋势,2006年之后各个主题独立发展;InfoVis与之相反,整体的趋势是上升的,主题之间的合并和分割非常多,说明该领域的研究更活跃。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崔为炜向我们解释了文本可视分析的步骤(如上图所示)。首先,主要由机器来完成海量文本的收集和预处理工作。然后,利用自然语言分析中的概率模型HDP(Hierarchical Dirichlet Process)计算出文本所属的主题(topic)。这里假设每个主题都是由一组关键词来描述的,关键词以不同的概率出现在不同的主题中,每篇文章自然也会以一定的概率属于不同的主题(注:传统聚类方法会认为每个文本只属于一个主题)。刘世霞强调,HDP模型的优势是可以自动确定文本中的主题数量,但是它只能计算出一组静态文本数据的主题,无法进一步找出主题之间的关系。2010年的时候,他们成功改进了HDP模型,将这个语言模型扩展到能处理动态的文本数据流。简单地说,就是跟踪比较T1和T2两个时刻文本内容的变化情况,由此来确定主题之间是否发生了合并或者分裂。文本分析的最后一步就是利用前面得出的主题演化结果,计算出其中的关键事件和关键词,从而更好地展示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
在谈到TextFlow模型对于主题合并和分割判断的准确率时,刘世霞表示目前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样本集可供测试,但把多个领域的分析结果拿给相关领域专家查看时,他们都认为结果比较准确,可以达到满足应用的水平。另外,我们还了解到TextFlow模型的主要算法本身与语言是无关的,中文与英文的区别主要在于海量文本预处理阶段的分词技术,这方面已经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完成。
William Ribarsky是北卡罗莱纳州大学Charlotte可视化研究中心创始董事,非常关注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文本可视分析方面所做的工作,他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提到刘世霞所做的交互式可视文本分析,并称“这项成果令人刮目相看”。在扑面而来的大数据时代,相信未来利用TextFlow模型可以做许多帮助企业提升生产效率的事情。崔为炜向我们演示的案例中既包括对历史新闻事件的回放,也包括跟踪社交媒体的数据预测即将发生的新闻事件。由此引申开来,所有之前难以度量的文本数据或许都能迎来一次重生的机会。在信息时代,谁能把握住信息的脉搏,谁就能更好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文章开头虚构的面试题,大家找到答案了吗?

声音

我们应该把文本挖掘技术和可视化这种交互技术结合在一起,让人去做人擅长的事情,机器去做机器擅长的事情。机器擅长做什么呢?机器比较擅长去存储,做大数据量的运算,而人有分析的能力。因此,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把人的智能和机器的计算能力结合在一起。
刘世霞 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图形组主管研究员


通过对海量新闻的集合进行数据挖掘,可以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件,但我们利用文本可视分析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人们更准确地把握信息的脉搏。
崔为炜 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图形组副研究员


记者郝晓茹
本文发表于CHIP《新电脑》2013年0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期号。
联系作者工作邮箱 hao_xiaoru#chip.cn(#替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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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媒体的客观公正报道方式,提供亲身体验过的软件及互联网服务使用感受。”

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暗时间


刘未鹏,Mindhacks帮主,在这块自留地上笔耕不辍了八年。他从2003年在《程序员》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技术文章,并开始在CSDN写技术博客。起初的博客较短,也较琐碎,并夹杂着一些翻译的文章,后来才慢慢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八年来,虽然平均每个月写1篇或者更少,但他从未停止。写博客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最大体会就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够坚持做8年,那么不管效率和频率多低,最终总能取得一些很可观的收益。而另一个体会就是,一件事情只要你坚持的足够久,“坚持”就会慢慢变成“习惯”。原本需要费力去驱动的事情便成了家常便饭,云淡风轻。

六月底,一本刘未鹏八年博客文章精选而出的文集《暗时间》即将出版。他说:“善于利用思维时间的人,可以无形中比别人多出很多时间。”这里的“思维时间”,即他所谓的“暗时间”。
 

作者:刘未鹏

如果你有一台计算机,你装了一个系统之后就整天把它搁置在那里,你觉得这台计算机被实际使用了吗?没有。因为CPU整天运行的就是空闲进程。运行空闲进程也是一天,运行大数据量计算的程序也是一天,对于CPU来说同样的一天,价值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脑也是如此。

善于利用思维时间的人,可以无形中比别人多出很多时间,从而实际意义上能比别人多活很多年。我们经常听说“心理年龄”这个词,思考得多的人,往往心理年龄更大。有人用10年才能领悟一个道理,因为他们是被动领悟——只有在现实撞到他脸上的时候才感到疼,疼完了之后还是不记得时时提醒自己,结果很快时过境迁抛之脑后,等到第二次遇到同一个坑的时候早忘了曾经跌过跟头了,像这样的效率,除非天天摔坑里,否则遗忘的效率总是大过吃亏长的记性。善于利用思维时间的人则能够在重要的事情上时时主动提醒自己,将临时的记忆变成硬编码的行为习惯。

每个人的手表都走得一样快,但每个人的生命却不是。衡量一个人生活了多少年,应该用思维时间来计算。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就呆在一个为他特殊建造的无菌保护室里,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知识获取,度过了18年,你会不会认为他成年了?

认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均等的是一个错觉,认为别人有一天,我也有一天,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你正在学习一门专业,你使用自己所投入的天数来衡量,很容易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投入了不少时间,然而其实,“投入时间”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荒唐的,实际投入的是时间和效率的乘积。你可以“投入”很多时间在一件事情上面,却发现毫无进展,因为你没有整天把你要做的事情,要学习的东西常驻在你的大脑中,时刻给予它最高的优先级。你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件事情,你的CPU总是分配给它,这个时候你的思维时间就被利用到了极致,你投入的时间就真正等于了实际流逝的时间,因为你的CPU是满载的。

如果你有做总结的习惯,你在度过一段时间之后总结自己在某某领域投入了多少时间,建议千万不要粗略地去计算有多少天下班后拿起书来翻看过,因为这样你也许会发现书倒是常翻,但领悟却不见得多深,表面上花的时间不少,收益却不见得那么大。因为看书并记住书中的东西只是记忆,并没有涉及推理,只有靠推理才能深入理解一个事物,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部分推理的过程就是你的思维时间,也是人一生中占据一个显著比例的“暗时间”,你走路、买菜、洗脸洗手、坐公车、逛街、出游、吃饭、睡觉,所有这些时间都可以成为“暗时间”,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时间进行思考,反刍和消化平时看和读的东西,让你的认识能够脱离照本宣科的层面。这段时间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将会产生庞大的效应。

能够充分利用暗时间的人将无形中多出一大块生命,你也许会发现这样的人似乎玩得不比你少,看得不比你多,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比你走得更远。比如我就经常发现一些国外的牛人们为什么不仅学习牛逼,连“业余”玩儿的东东也都搞得特牛逼,一点都不业余(上次在How We Decide上看到斯坦福的一个牛人,理论物理学博士,同时是世界扑克大赛的前六名保持者,迄今累计奖金拿了六百多万刀),你会奇怪,这些家伙到底哪来的时间,居然可以在不止一个领域做到卓越


斯坦福牛人Michael Binger,世界扑克大赛的前六名保持者

程序员们都知道,任务切换需要耗费许多额外的花销,通俗地来讲,首先需要保存当前上下文以便下次能够顺利切换回来,然后要加载目标任务的上下文。如果一个系统不停地在多个任务之间来回倒腾,就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在上下文切换上,无形中浪费很多的时间。

相比之下,如果只做一件任务,就不会有此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专注的人比不专注的人时间利用效率高得多的原因。任务切换的暗时间看似非常不明显,甚至很多人认为“多任务”是件很好的事情(有时候的确是),但日积月累起来就会发现,消耗在切换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另外,大脑开始一件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定时间来“热身”,这个时间因人而异,并且可以通过练习来改变。举个例子,你看了一会书之后,忽然感到一阵无聊,忍不住打开浏览器,十分钟后你想起来还要继续看书,但要回复到当时理想的状态,却需要一段时间来努力去集中精力,把记忆中相关的知识全都激活起来,从而才能进入“状态”,因为你上了十分钟网之后这些记忆已经被抑制了。如果这个“热身”状态需要一刻钟,那么看似十分钟的上网闲逛其实就花费了二十五分钟。

如果阅读的例子还不够生动,对于程序员来说其实有更好的例子:你写程序写得正high,忽然被叫去开了一通会,写到一半的代码搁在那儿。等你开完会回来你需要多久能够重新进入状态?又或者,你正在调试程序,你已经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把与这个bug可能相关的代码前前后后都理解了一遍,心中构建了一个大致的地图,就在这时,呃,你又被叫去开了个会(:D),开完会回来,可想而知,得花上一些时间来回想一下刚刚弄清的东西了。
迅速进入状态的能力是可以锻炼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至少可以缩短到3-5分钟。但要想完全进入状态,却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的。所谓完全进入状态,举个例子:你看了3个小时的书,或者调试了半个小时的程序之后,往往满脑子都是相关的东西,所有这些知识都处在活跃状态,换言之你大脑中所有相关的记忆神经网络都被激活了,要达到这样一种忘记时间流逝的“沉浸”状态(心理学上叫做“流体验”),不是三两分钟的事情。而一旦这种状态被破坏,无形间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倾向于创造大块的时间来阅读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样有利于“沉浸”进去,使得新知识可以和大脑中与其相关的各种既有的知识充分融合,关联起来,后者对于深刻的记忆非常有帮助

要充分利用暗时间,不仅要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另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能够保持状态多久(思维体力)。《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上有一段关于庞加莱的思考习惯的介绍,很有代表性。庞加莱经常在去海边休假或者在路上走的时候在脑海中思索数学问题,很多时候解答就在这些时候忽然闪现。虽然我和庞加莱是没法比的,但是常常也在路上想出答案,这真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能够迅速进入专注状态,以及能够长期保持专注状态,是高效学习的两个最重要习惯。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包括我自己),工作了之后,要处理的事情一下多出了很多,不像在校园,环境简单,生活单纯,能够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情而不被打扰。工作之后的状况就是,首先需要处理的事情变多,导致时不时需要在多个任务之间切换;另一方面,即便能够把任务的优先级分配得比较合理,也难免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中忽然想起另一件事还没做的焦虑来,因为没做完的事情会在大脑中留下一个“隐藏的进程”,时不时地发个消息提醒你一下,中断你正在做的事情。

因此这里就涉及到最后一个高效的习惯:抗干扰。只有具备超强的抗干扰能力,才能有效地利用起前面提到的种种暗时间。抗干扰能力也是可以练习出来的,上本科那会经常坐车,所以我就常常拿着本大部头在车上看,坐着看或者站着看都可,事实证明在有干扰的环境中看书是非常锻炼专注能力的一个办法:D 另外,经常利用各种碎片时间阅读和思考,对迅速集中注意力和保持注意力都非常有帮助。记得很久以前TopLanguage上大伙曾经有次饶有兴趣地讨论“马桶时间”的利用,包括在卫生间放个小书柜。(估计很多同学心有戚戚焉吧暗时间

图灵的遗产和后继者们的责任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洪小文
一.艾伦·图灵的遗产
 2012623日是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多年以来,计算机图灵的遗产和后继者们的责任行业的从业者总是对图灵怀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不只因为这位英国数学家堪称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和爱迪生,也不只因为全球计算机学界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奖项因他而得名,更重要的是,早在76年前,图灵已凭借其令人震撼的天赋对智能机器的“躯干”与“灵魂”做出了界定,从而奠立了现代计算机及其所有衍生品的理论模型。

图灵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人物”。有关他的耀世才情、多舛际遇,已有许多记载和评论,在此不做赘述——而当今天我们用崇敬的目光回望他对计算机科学所作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图灵机、图灵测试、图灵奖。

1936年,图灵描绘出的“通用图灵机”(Universal Turing Machine),成为后世超级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复杂设备和通用设备所共同依循的设计雏形,甚至于新一代量子计算机也仍是以图灵机为原型。这个简单有效、趋近完美的模型规范了机器演算时的主要组件,包括运算、存储、程序、呈现。邱奇-图灵论题(The Church-Turing thesis)亦值得一提,其要旨是所有的计算和算法都可以用图灵机来完成。此论题虽无法证明,但也从未被推翻。图灵机出现以前的计算设备,比如算盘和其他机械式运算设备,虽然也是通用的“计算机”,但它们不可能像图灵机那样执行所有的计算任务。另外算盘的“程序”只能储存在演算者的大脑里,而图灵机存储的程序成为计算机自身的一部分,这就是很重要的区别。

在图灵机模型诞生9年后,1945年,另一位对计算机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天才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几位同事联名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01页“EDVAC报告”。该报告在图灵机的基础上明确了电子计算机须以二进制替代十进制运算以及用二维矩阵代替一维磁带来储存资料与程序,并将计算机的逻辑结构划分为运算、控制、存储、输入、输出五部分。冯·诺依曼因此被誉为“电子计算机之父”,而他本人却谦逊地将此殊荣归于图灵——他曾多次向同事和朋友强调,计算机的基本概念无疑是由图灵提出的,而他自己只是使更多人了解了由图灵建立的概念。

图灵也是“人工智能(AI)之父”。195010月,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的图灵发表了一篇名为《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的论文,首次提出机器具备思维的可能性。“图灵测试”通过让测试主持者对计算机及作为参照考察对象的人进行一系列问题验证,来判断与之对话的是人还是机器——如果无法判断或混淆了被考察的机器和人,则可认为被测试的机器具有某种程度的智慧。图灵曾预言说,至20世纪末,一定会涌现出可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预言在19975月实现。当时国际象棋之王卡斯珀罗夫在美国纽约与超级计算机“深蓝”对弈,结果“深蓝”取得了胜利——在“深蓝”接连走出几步妙棋杀招时,人类冠军几乎不相信与他对弈的是台机器。尽管连“深蓝”的创造者许峰雄博士(他已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了9年)都表示,“深蓝”并不是完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而构建,但客观上,能够让对手感到它不像机器,这足以说明未来出现有智慧的机器绝非不可能。

和图灵机、图灵测试一样,“图灵奖”亦可视为大师图灵留给我等计算机从业者的遗产。被誉为计算机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图灵奖由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于1966年设立。这一全球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高荣誉的名称,展现出整个产业对于图灵这位杰出前辈的崇敬与追慕。

从图灵非同凡响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例如,193652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图灵在他的重要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On computer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elms)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那时的图灵年仅24岁,尚未获得博士学位——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有意义——成就无关年龄,学术探索的攀越路程中,需要敢于挑战、敢于质疑、敢于颠覆的锋锐之气。哪怕是阅历和经验不足,也一样有机会做出深刻影响无数时代的伟业。

再比如,图灵的确是了不起的大师,但他也是站在先贤和同时代英杰的肩膀上才能取得那样耀眼的成绩。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库特·哥德尔(Kurt Gödel)以及导师阿隆佐·邱奇(Alonzo Church)都对他有很大帮助,或是为他设立了横亘于前方的挑战。哥德尔的名言“有些事实被认知为真,但不必然可证”就像是对邱奇-图灵理论的最佳概括。

图灵曾提出与邱奇-图灵论题一样重要的停机问题(Halting Problem)——判断任意一个程序是否会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结束运行的问题,即是从数学界前辈那里得到的启发。停机问题受到了哥德尔的不完备理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以及邱奇的兰姆达运算(λ-calculus)的影响,同时也是解决希尔伯特*判定问题(Entscheidungsproblem,DecisionProblem)的最佳证明。

这些故事提示着我们,即便伟大如图灵,学术基础也是建立在已逝去或仍在世的同行的灵感上。所以,任何科学家、学者都应以谦逊的态度面对前人、课题相关者做出的贡献——这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开放、分享、合作理念,且每年举办“21世纪的计算”学术盛会的原因。

二.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结缘的图灵奖得主
说到“21世纪的计算”,过去14年来,我们每年都会邀请图灵奖的获得者到场,与中国的与会人才分享他们对科研课题、学术方法的心得与感悟——毫不夸张地说,在全球计算机科技界,图灵奖得主可说是雄踞金字塔尖的顶级人物。从1966年到2011年,共举办了46届图灵奖,其中的36年,每年仅有一位获奖者。所以,迄今为止获,得过图灵奖的学术巨擘不过只有58位,大部分获奖者是由于对计算机理论、计算机语言、计算机系统及人工智能等方向的重大贡献而获此殊荣。

1966年首届图灵奖得主艾伦·佩利(Alan J. Perlis)是因高级程序设计技巧和编译程序构造而获奖。很遗憾我没有和他交流过,但我们有些渊源——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创始人,在他获奖的20年后,我成为了这个系的学生。2011年的图灵奖由UCLA的朱迪亚·玻尔(Judea Pearl )教授摘得,因其在机器学习与交互领域的非凡影响。我听过玻尔教授的演讲,鉴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目前与机器学习相关的研究几乎占项目总量的一半,我们正在计划于不久的将来请他到中国做客。

我最熟悉的图灵奖得主当然是读博士生时的导师罗杰·瑞迪(Raj Reddy)教授。1994年,他和爱德华图灵的遗产和后继者们的责任·费根鲍姆(Edward Feigenbaum)因在“大规模人工智能系统”方面的突破而获奖。1986-1992年,我师从于瑞迪教授,对人工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获奖的消息传来时,我也感到与有荣焉,似乎原本遥不可及的图灵奖突然离自己近了——虽然得奖的不是自己,但之前一起做的研究多少对导师获奖有些贡献,已经感觉到无比的荣耀,也替他高兴。瑞迪教授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今天看来,无论学术态度、研究方法,还是待人和处事,我都获得了很多教益。瑞迪教授与微软、中国也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1999年、2003年、2008年,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贵宾,瑞迪教授三次来华。在此期间,他还与浙江大学的老校长潘云鹤院士共同倡议启动了“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目。2004年,中国教育部正式立项“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CADAL)。目前,这个拥有上百万册图书的数字图书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正因为这些对中国的卓越贡献,瑞迪教授在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不仅如此,瑞迪教授还与他的导师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师妹芭芭拉·丽兹科(Barbara Liskov)一起,组成了图灵奖评奖历史上罕有的“一门三杰”——约翰·麦卡锡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他是“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者(1955年)和LISP语言的创造者,于1971年获得图灵奖。芭芭拉·丽兹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计算机科学女博士,目前任教于麻省理工。2008年,她因在“程序设计语言和系统设计的实践与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图灵奖。2010年,丽兹科教授曾应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邀约来华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会。

迄今为止,“一门三杰”的佳话在图灵奖历史上仅有一例。不过,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其他的师生组合打破这个纪录——其实,除约翰·麦卡锡师徒三人外,过往46年的图灵奖还涌现过三对“师生党”一起得奖。

第一对是1975年的获奖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和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前者是后者的老师,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基础性贡献。这两位大师都曾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我的人工智能启蒙都是从读他们的文章开始的。也可以说他们是我加入卡内基·梅隆的原因。我很欣慰我能够有幸听过西蒙和纽厄尔教授的课以及一起讨论问题。西蒙教授也是一位真正的传奇人物,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有所建树,还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获得图灵奖和诺贝尔经济奖(1978年)的天才。他与中国交流很多,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司马贺”。20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多次造访中国,并担任过中美科技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1994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2001年,西蒙教授逝世后,一些追忆文章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西蒙和纽厄尔这对师徒今天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影响将存留在许多人的心中。

第二对是1986年的图灵奖由约翰·霍普克罗夫特(John Hopcroft)和罗伯特·塔扬(Robert E. Tarjan)分享,他们因在算法和数据结构设计与分析方面的突破而获奖。这对师徒中,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和中国走得很近的是霍普克罗夫特教授,他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长者,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百宁的博士生导师,曾于2001年、2007年、2010年三度出席“21世纪的计算”大会——特别令人感佩的,是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的热情。这几年里,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与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国内知名高校的师生频繁互动、授业传道,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塔扬教授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将在今年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会并作为演讲嘉宾。

第三对是2007年的爱德蒙·克拉克(Edmund M. Clarke)和艾伦·艾默生(Allen Emerson)。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克拉克和他的博士生艾默生“首次提出了模型检查的想法并用在自动机并发系统的验证研究上”,十多年后,这对师徒与希腊计算机科学家、VERIMAG实验室的创办者约瑟夫·西法基思同获2007年的图灵奖,原因是他们“对于当前在软硬件领域被广泛应用的模型检查发展成为重要且高效的验证技术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94年,著名的英特尔芯片浮点(floating point) 除法故障最后就是使用模型检查的技术来解决的。2011年,克拉克教授作为“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嘉宾,造访过微软亚洲研究院。

图灵的遗产和后继者们的责任
三对“师徒党”之外,我接触比较多的图灵奖大师当然是2000年获奖的“华人之光”姚期智博士,他是迄今为止58位图灵奖获得者中唯一的华人,曾三度出席“21世纪的计算”大会(2002年、2006年、2011年)。近年来,姚期智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培养一流科研人才、推动研究水平升级。2007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并牵头组建了强大的国际化师资团队。2009年,姚期智教授提出了“中国计算机科学2020计划”的发展战略,意在整合中外学者的智与力,使中国在2020年成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基地。我非常钦佩姚期智先生对中国计算机科研和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也愿意以他为榜样,竭尽一己绵薄之力,襄助中国IT业高端研究人才的培养。


三.微软的图灵奖大师“俱乐部”
作为多年来引领着全球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创新趋势的企业,微软内部也有好几位图灵奖大师。
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和查尔斯·萨克(Charles P. Thacker),分别于1992年和2009年获得图灵奖——前者的获奖原因是在分布式计算环境及包括工作站、网络、操作系统、程序语言等多元技术领域在内的个人计算环境方面的创新;后者则因说明设计、制造第一款现代个人计算机而得奖。

之所以将这两位巨人放在一起介绍,不仅因为他们现今都是微软全球研发体系的灵魂人物,还由于20世纪70年代,他们是施乐公司PARC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Inc.)ALTO计划的创新核心——对PC和互联网时代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公司,如微软、苹果均是站在ALTO计划的肩膀上才取得成功。个人计算机、鼠标、激光打印机、图形接口、以太网的雏形均诞生于ALTO计划。那时,兰普森则是软件总工程师,萨克则是ALTO个人计算系统的首席设计师。后来,史蒂夫·乔布斯研发的Mac计算机以及微软的Windows,某种程度上都脱胎于ALTO计划的奇思妙想——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被广泛应用的个人计算机的原型机,ALTO个人计算系统,不止孕育了两位图灵奖得主——2003年,艾伦·凯(Alan Kay)亦由此项发明而获奖。他也是我在苹果公司工作时的同事,还参加过2009年的“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一项计划孕育了三位图灵奖得主迄今可说是绝无仅有。

加盟微软后,兰普森和萨克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微软研究院与这些大师级人物共事、规划计算机的未来,我感到非常幸运——1999年,兰普森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贵宾。之后,他又于2003年、2008年两度访华参与这一盛会。萨克则是2004年、2010年两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特邀前辈。
另一位微软图灵奖大师“俱乐部”成员是查尔斯·安东尼·理查德·霍尔(Sir Charles Antony Richard Hoare)爵士——朋友们通常昵称他为托尼·霍尔。他是程序逻辑(即“霍尔逻辑”)的鼻祖,于1980年获图灵奖。2000年,他因在计算机科学与教育领域的贡献而获英国王室颁赠的爵士头衔。他当前是微软剑桥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由他提出的程序逻辑的方法,目前在大型软件(如Windows、Office)的开发过程中广泛应用,价值与影响无法估量。他曾两次莅临“21世纪的计算”大会,分别是在2001年和2008年。近年来,他还经常赴中国参加各种研讨会,如2009年和今年夏天即将举办的验证软件讨论会。

在微软工作的图灵奖得主还有吉姆·格雷(Jim Gray)。1998年因其在“数据库和图灵的遗产和后继者们的责任交易流程处理(Transaction Processing)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及在系统实现领域的领袖地位”而获奖,2000年、2002年、2006年,他三度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会。说起来令人感伤,在他参加了2006年大会、返回美国的一个多星期后——2007128日,他由旧金山出海抛洒去世的母亲的骨灰时失踪。出事以后,包括微软公司、美国政府,还有许多仰慕他的人都想方设法去搜寻他的行踪,但终究无果。至今我还记得这位谦虚的长者的音容笑貌——他的个头在西方人中都算是比较高的,所以在中国与同行们合影时,他经常会主动曲着腿,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高大……吉姆·格雷是非常谦和、有着浓郁书生气的大师,对后学的提拔和鼓励,他也不遗余力,哪怕是对刚刚加入公司的员工,也会很热情。我心里一直希望吉姆的失踪不是悲剧,希望有朝一日,他会带着和煦的微笑再度出现在微软。

最后再介绍三位曾参加过“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图灵奖贵宾。首先是1984年的得主尼克劳斯·沃斯(Niklaus Emil Wirth),他是Pascal等好几种程序设计语言的主设计师。记得我自己上大学时的计划之一就是写一个基于Pascal的编译工具,所以,当他2006年来到“21世纪的计算”大会时,我就像粉丝见到偶像那样激动。

其次是1995年的得主曼纽尔·布鲁姆(Manuel Blum),他分别在2002年和2007年的大会期间造访中国。他与夫人、儿子都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获图的原因是“计算复杂度理论及在密码学和程序校验上的应用”。

第三位是2002年获奖的罗纳德·利瓦伊斯特(Ronald L. Rivest),他和阿迪·沙米尔(Adi Shamir)、伦纳德·阿德曼(Leonard M. Adleman)因发明了RSA公共密匙加密算法而分享了当年的图灵奖。今天,几乎所有的互联网认正都是使用“RSA” 公共密匙方法——其实就是三位学者姓氏的首字母。利瓦伊斯特是2005年“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参与者。

今年6月中旬,为纪念艾伦·图灵的百年诞辰,美国计算机协会将举办一场“图灵世纪庆典”。尽管距图灵离开这个世界58年了,但他的精神遗产仍在激励和鼓舞着无数的后继者,不断以创新来超越人类智慧与想象力的峰极——肩负着“创造可影响未来的研究成果”的使命,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将为实现梦想而不遗余力。

IT 行业的创新 - 创新的迷思 (一)


“最近关于创新的词汇很流行,比如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国家等。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的工作中,我看过创新的猪跑,也吃过创新的猪肉,在这里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我关于创新的体会和思考。这些内容很多都可以从各种书籍中看到,并不是我独创的见解。”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中心首席开发经理邹欣
IT <wbr>行业的创新 <wbr>- <wbr>创新的迷思 <wbr>(一)
(图片来自于网络) 

本文整理自邹欣和北大同学交流的讲稿,暑期课程-职业规划与领导力发展的一部分 

思之一:Innovation starts with Epiphany
很多人听到发明创造,就会想起故事书里的聪明人忽然灵光闪现的情景。灵光闪现、顿悟这些词语的英文是 “Epiphany”,顿悟的故事中其中著名的有:
  • 阿基米德在洗浴城里泡澡,忽然他跳出浴池,跑到大街上,大喊“Eureka”,他老人家发现了浮力定律。
  • 牛顿同学当年没事坐在苹果树下,忽然一颗苹果砸到他头上,他也灵机一动,揭示了万有引力等理论。

这些故事很有意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故事中没有提到这些科学巨人在顿悟之前已经在相关学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他们也为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这样那些看似神奇的时刻才会光顾他们。这些故事的另一引申是,他们都是独立工作的,没有一个阿基米德团队,或者“牛之队”在背后支持他们。在近代,很少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前无古人的发明创造。让我们看看自己的手机,它集成了几代理论创立、发明和技术工程上的创新:
  • 无线通信: radio waves,location aware – GPS,cell tower,WiFi AP
  • 有线通信: USB
  • 集成电路
  • 显示技术
  • 计算机, 应用程序

让我们穿越到牛顿所在的时代,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些技术的原理,设计图纸都像苹果一样向牛顿头上砸去。他会顿悟么?

在我们熟悉的电脑和IT领域,所有我们看到的很“酷”的产品,它们都是几代人、几个团队前赴后继持续创新的结果。这个过程就像拼图一样,很多聪明人都看出了最终图像的摸样,都在一块一块地拼接,然而往往拼好最后一块的同学得到了最大的荣誉。但是没有前人的积累,没有自己扎实的能力,就没有“最后一块”等着同学们去拼。

另一个有用的推论是,不要一开始就想把所有丢失的拼图块都找到并填上,打造一个完整巨大的创新。

IT <wbr>行业的创新 <wbr>- <wbr>创新的迷思 <wbr>(一)

皮特· 德鲁克 (Peter Drucker) 说过:
Those entrepreneurs who start out with the idea that they’ll make it big – and in a hurry – can be guaranteed failure.

我们上课的同学也想了不少宏大的创新思想(例如这个),但是课程最后也没把创新的想法做成,只剩下了一个空的构想。

《梦断代码》是《现代软件工程》课的必读参考书,它讲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软件项目 (要取代 Exchange/Outlook/P2P软件) 在充足的资金及程序员支持下华丽失败的故事。和它相映成趣的则是Linux项目刚开始的时候:
I'm doing a (free) operating system (just a hobby, won't be big and professional like gnu) for 386(486) AT clones... (source)

这两个故事,连同画扇面的笑话,可以作为大家创新的参考。

 

迷思之二:大家都喜欢创新

谁不喜欢创新呢? 然而细细想来,创新就是做和以前不一样的事,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不一样”。当你提出一个创新的想法时,你会得到什么回答呢?下面是其中一些:
  • This will never work
  • No one will want this
  • It can’t work in practice.
  • People won’t understand it
  • This isn’t a problem.
  • This is a problem, but no one cares.
  • This is a problem, and people care, but it’s already solved.
  •  This is a problem, and people care, but it will never make money.
  • This is a solution in search of a problem.
  • Get out of my office now!
  • We tried that already
  • This will never work
  • We never done that before
  • This will never work
  • We don’t do it that way here
  • This will never work
  • Not in our budget
  • This will never work
  • We don’t have time
  • Executives will never go for it
  • It’s out of scope for this milestone
  • And I don’t know about next milestone…
  • You’re smarter with your mouth shut!
  • ...

为什么? 我辛辛苦苦想出来的点子,为什么得不到领导或同事的赞赏?这里有好几个原因可以解释:
  • 个人自负/嫉妒: 
     这个想法居然被你想出来了,老子不能接受
  • 面子或政治因素: 
     这个东西要如果做成了,我没面子.
  • 优先级: 
     我已经有十个创新的想法在手头了,不能接受又一个新的创新
  • 安全:
     不创新,我没有风险; 要创新,我可能要失去一些东西。
  • 习惯:
     这个不是我们做事的习惯啊,不符合我们一贯的原则啊
  • 动机:
     What’s in it for me? 我能从中得到什么?我为什么要帮你?

不但大众不喜欢创新,有时连创新者都不例外,甚至有些创新者会恨创新。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消极反应?听我慢慢道来:

假设你发明了电报,并且花费了毕生精力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电报网和电报企业。这时有一个年轻的发明家上门推销他的创新产品——电话。
IT <wbr>行业的创新 <wbr>- <wbr>创新的迷思 <wbr>(一)

虽然这个早期的电话看起来其貌不扬,它后面还拖着一条尾巴,可是你敏锐地看到,这个创新将会颠覆目前的电报产业,它预示着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企业将会失去市场,这时你会怎么想呢?会不会恨这个新发明?

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些创新是颠覆性的—disruptive innovation。这些颠覆性的想法一旦出现,就会引起现有技术拥有者的极大不安,我们看看工业革命时期几个具有颠覆性创新的例子:

蒂莫尼耶于1829年发明的缝纫机是世界上最早成批制造的缝纫机。缝制速度要比手工缝制快10倍以上,正因为缝纫机器有如此的优越性,引起了制衣店裁缝们的恐惧与反对。“如果机器出现,那么手工裁缝就会失业,一旦失业就意味着饥饿和寒冷来临。”众多裁缝上门找蒂莫尼埃论理,继而发生冲突,在一次动乱中就有80余台缝纫机被捣毁;大批裁缝闯入工厂,武力和愚昧最终占了上风。无可奈何的蒂莫尼埃只好回到安普勒比城,重操旧业仍以做裁缝为生。
贾卡(JACQUARD)1752年出生于里昂,一成年便在丝绸工坊打工,并且很快成为一个有创意的、技艺娴熟的工匠。他的改革计划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多次中断,但1805年一大批改革后的半自动织机终于在这里运转了起来。新织机不但缩短了产品的成形时间,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劳动量,从而减少了工作人数,这些变化必然引起了大批工人的恐慌和随之而来的抵制及破坏。因为使用贾卡织机后,原来需要六名工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一名,这就意味着大批工人面临失业。贾卡多次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有人对他以死相逼,更为严重的是,工坊里的新型织机不断被损坏和焚烧。尽管如此,革新的成果还是遍及全国,1812年,整个法国已装置了一万一千多台贾卡自动织机。
(源于: http://tran.httpcn.com/Html/1301/94428122124.shtml)

英国织布工人捣毁织布机的例子:
卡特莱特经过多年研究和实践,终于发明了动力织布机,1791年他在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座用动力织布机装备的织布工厂,纺织界的实业家以及其他资本家闻讯,纷纷进行投资。织布厂越办越红火规模也越来越大,投资织布厂的股东们,棉纺厂的老板都拍手称快,卡特莱特更是踌躇满志。孰不知,一场风暴就要降临了,新式织布机的使用使许多原来的织布工人失去工作,它们沦为失业大军。而在业工人却被迫随着动力织布机的快节拍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苦不堪言。一天夜里,愤怒的工人们砸烂了厂里所有的织布机,然后放火烧毁了织布厂。

我在上课时还举了另一个例子,现在大众普遍认为钻石很值钱,并且购买钻石的人也不少。钻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原子组成,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在常温常压下把石墨变成钻石的方法,就可以廉价地生产大量的钻石,我们想象在钻石产业链上经营的人们,以及已经购买、储存钻石的人们会有什么反应?会非常喜欢这个创意吗?

 

迷思之三:好的想法会赢

学习理工科的同学都是比较理性的,他们认为好的想法当然会赢啦。就像解数学题一样,好的解题办法当然会得高分啦。如果我能找到好的想法,我的好主意一定会把现在不太好的主意都比下去。

但是在现实中,好的主意不一定赢。

例如我们目前普遍使用的电脑键盘,我打赌99.9%的键盘都是这样的布局(QWERTY):
IT <wbr>行业的创新 <wbr>- <wbr>创新的迷思 <wbr>(一)

但是很多研究认为下面的键盘布局(Dvorak)更有效:
IT <wbr>行业的创新 <wbr>- <wbr>创新的迷思 <wbr>(一)

并且还有数据支持:
如果使用QWERTY键盘,只有10%的英语单词能在手指不离开Home Row (ASDF的那一排)的情况下可以敲出来。但是如果使用 Dvorak 键盘布局,你可以在home row打出 60% 的单词(所有的元音都在home row)!这样就会减轻手指和相关肌肉的负担,减少劳损,同时加快打字速度。

那么这么好的键盘为什么如此少见,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好的键盘布局呢?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

注: 据说QWERTY键盘的设计是因为机械打字机的打字臂由于相邻字符的原因而互相碰撞,因此要把经常一起出现的字符分开,这样才能减少碰撞几率。但是后来出现的打字机都抛弃了机械打字臂的设计,最终演变为球形字模打字以及后来的电子打字、计算机键盘。这个时候原始布局的设计反而成为了一个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国际标准衡量制度 (米/千克) 和英制衡量制度 (英尺/磅) 的使用对比。后者只有美国(大概还有利比亚、缅甸)还在使用。事实上美国国会早在两百年前就通过了法案,要推广国际标准衡量制度,但却迟迟没有行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行动相关的各利益方都在考虑: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What’s In It For Me (WIIFM) ?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那再多的好想法都只会停留在口头。

国内的一个例子是“火车票实名制”的实施,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技术上有困难么? 对于一个可以成功发射登月飞船,可以用GFW把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一个局域网的国家,火车票实名制在技术上其实不难。但是对于掌握政策的制定、实施、运行及维护的人来说,他们都在心里问:WIIFM?(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在没有好的答案之前,这个“好想法”是不会得到彻底实行的, 即使号称实施了, 普通用户也未必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好处。

不同的人想从发明创造中获得的东西也不一样,十九世纪30年代, 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的原理,  一个政治家狐疑地问他, 这玩意究竟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先生,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处, 但是有一件事我敢肯定,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对它收税的。

那怎么样才能让别人喜欢 (至少不痛恨) 你的创新呢? 在我们提出一个创新的想法时,应该考虑这么几点:
  • Provide “what’s in it for me” for stakeholders 对利益相关人要讲清楚 “你能从中得到什么”。
  • Relative Advantage (创新和目前的应用相比,有什么相对优势)
  • Compatibility (创新和目前的应用是否兼容)
  • Complexity (避免过度地描述复杂的技术)
  • Observability & Trialability (能让别人看到/实验创新的结果么? )

另外,大家时间都很紧张,你能否用很简明的方式把你的创新描述出来?同学们在 <现代软件工程> 课程上实验了NABC的方法,大家不妨一试。

 

迷思之四:创新者都是一马当先

大家听了很多创新者的故事后,有些人会想,这些创新者真了不起,第一个想出了这些美妙的想法,要是我早生几十年,也第一个实现那些想法就好了。

其实,大部分成功的创新者都不是先行者,例如搜索引擎Google是很晚才进入这个领域的。例如APPLE的音乐播放器iPod,它是20011023日发布的,在它之前音乐播放器市场已经有很多产品了:
  • 1997: first PAD released
  • 1998: Rio
  • 1999: PJB-100 has 4.8 G HardDrive
  • … creative labs… and many more
  • 2001-10-23: Apple released iPod, 5G
  • 2002: Archos released audio/video player

iPod 出现后的几年时间里,它甩开了对手:
IT <wbr>行业的创新 <wbr>- <wbr>创新的迷思 <wbr>(一)

另外,Gmail、Google Calendar都不是该领域的第一个产品,当Gmail、Google Calendar发布的时候,世界上大部分有email的用户都至少有两个免费的email/calendar服务,比如Yahoo Mail、Hotmail。有了以上免费服务,谁会需要第三个免费的账户? 但是后来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越了先行者。下面是2006 年的美国市场数据:
IT <wbr>行业的创新 <wbr>- <wbr>创新的迷思 <wbr>(一)
在讲市场竞争的时候,人们喜欢用下面这样一些词汇:
  • First Mover,First Mover Advantage (FMA)
  • Second Mover,Second Mover Advantage (SMA)
有些时候,  有些一马当先的公司最后也失败的很快。例如小灵通的兴衰、VCD在中国创新和衰退的故事等。

下面是一些IT行业的一马当先者,和最近的市场领头羊:
  • Personal Computer:
         First Mover: Altair (1975)
         Market Leader: Dell (2006), HP (2010)
  • Word Processing Software:
         First Mover: WordStar (1979)
         Market Leader: Microsoft Word (2006)
  • Web Browser:
         First Mover: Mosaic (1992)
         Market Leader: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2006),但是从2006年以来,出现了很多强有力的竞争者。现在很难说谁有绝对的优势。  
  • Internet Search Engine:
         First Mover: Excite (1993)
         Market Leader: Google (2010)
  • MP3 player
         First Mover: Rio
         Market Leader: iPod
  • Online Bookstore
         First Mover: Books.com (多好的域名,可惜这第一家网站没能成功)
    Market Leader: Amazon.com (2nd mover)
  • Personal Finance Software
         First Mover (unknown)
         Market Leader: Intuit (the 47th mover)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Intuit这个公司,它在刚成立的时候,创始人分析了市场上所有个人财务软件,发现已经有46家公司销售类似产品,他们自嘲说他们有47th Mover Advantage。结果就是这第47个竞争者最后成为该市场的
老大,打败了包括微软公司在内的诸多对手,微软在2009年宣布停止其个人财务软件Money项目,退出这个市
场。

研究员介绍
IT <wbr>行业的创新 <wbr>- <wbr>创新的迷思 <wbr>(一)邹欣: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中心首席开发经理,主要负责研究成果向产品转化。他于1996年加入微软公司,前后参与了Outlook、Product Studio、Visual Studio等产品的开发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移山之道——VSTS软件开发指南》(2007年)、《编程之美——微软技术面试心得》(合作,2008年)。他还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授“现代软件工程”课程。邹欣于1991年获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学士学位;于1996年获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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